数学家与图书馆

　　说到中国的数学家，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华罗庚与陈景润。华罗庚与陈景润竟然都在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挺有意思的事。华罗庚、陈景润在图书馆解决了自己的生计，成就了自己的学业。在中国，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有过图书馆的工作经历，能在图书馆工作也是一种幸运，因为那里是“天堂的模样”。

图书馆让华罗庚如鱼得水

　　华罗庚（1910—1985），1910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华罗庚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Booker）”。迸人金坛县立初中后，他的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悉心加以培养。初中毕业，华罗庚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后因付不起学费而中途退学，故其一生只有初中文凭。

　　退学之后，他开始是帮助父亲照看店铺，后来王维克老师帮他找了一份在金坛中学做会计兼杂务的工作。他从退学之日起便开始自学，学得非常刻苦，每天长达十个小时以上。他用了五年时间学完高中和大学的基础数学课程。18岁时他染上伤寒，虽然捡得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的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以“金坛人”的笔名发表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论文引起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注意。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对论文十分赞赏，向人打听这个“金坛人”是谁？恰好一位唐姓的清华教员是金坛县人，他知道华罗庚，便把华罗庚的身世向熊庆来做了介绍。熊庆来没想到华罗庚如此年轻，又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如此成就。他爱才心切，当即决定把华罗庚招到清华工作。这样，年仅20岁、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他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自学了英、法、德等外语，还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清华大学破格录用为助教。

　　华罗庚在清华的工作是在数学系图书室做助理。这项工作不但解决了他的生计，还可以让他旁听数学系的课程，更可以让他能够自由出入清华大学图书馆。由于有超强的自学能力，图书馆让华罗庚有了如鱼得水般的感觉。他一头扎了进去，系统地攻读馆藏丰富的数学典籍。这一时期，华罗庚除了工作，不是去听课，就是去图书馆，像在家乡那样，还是每天学习十小时以上。1936年，当华罗庚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时，他几乎已经读完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所有相关书籍。

　　在英国的两年时间里，华罗庚发表论文十多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普遍关注。抗战期间的1938年，华罗庚回到国内，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写出了二十多篇论文和一部专著——《堆垒素数论》。这部专著被认为是数学领域的一部名著，曾先后被翻译成俄、德、英和匈牙利等多国文字。

　　抗战胜利后，华罗庚先后到苏联、美国考察访问。在美国，他先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访问教授，后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50年，他携全家回国，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并接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委派开始筹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数学所成立，他担任了第一任所长。

　　后来的“文革”期间，华罗庚写了一本《优选法平话》，是用数学理论指导“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一个典范。书中讲到的神奇数字0.618，一时间达到了几乎家喻户晓的程度。

　　“文革”中的华罗庚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对一些自然学科的知识分子还算相对宽容。华罗庚自己也积极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与工农兵相接合”的道路，深入基层生产第一线，在全国各地宣讲“两法”，把科学交到工农兵手中。为此拍过的科教影片，我看过。华罗庚在“文革”中的唯一麻烦就是传闻他剽窃了学生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据说是陈景润自己辟谣平息了此事。

陈景润在书中寻得价值所在

　　陈景润（1933—1996），福建闽侯人，中国的又一位超一流数学家。他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3—1955年时曾在北京四中教书。据说他不善言谈且语言难懂，故被拒绝登台授课。

　　既是教师又不能教课，陈景润在学校的地位十分尴尬。听说在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四中校长因陈景润的不称职而对厦门大学校长多有怨言。厦大校长王亚南也是爱才心切，便把陈景润要回厦大，做了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员。不善与人打交道的陈景润却善于在书中寻得人生价值的所在，他在图书馆里、在书里、在数学王国的海洋里获得了自由。

　　很快，他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关于塔利问题》并寄到中科院数学所。塔利问题我不懂，只知道它是数论的研究课题。陈景润是在图书馆里研读了华罗庚以及苏联数学家N.M.维诺格拉多夫等人的专著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的。他的新的见解，据说对华罗庚著名的“堆垒素数论”起到明确的改进作用。那一年，他仅仅23岁。

　　陈景润的论文以及他本人都得到华罗庚的高度赏识，很快他就被调到数学所，到了华罗庚直接领导下的数论课题组。由于是凭借《关于塔利问题》进数学所的，以致在数学家王元后来的回忆录中，就有了“他是研究塔内的”这样莫名其妙的说法（Tarry，译作塔利或译作塔内）。在数学所，陈景润努力工作，在所研究的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照王元的话说：“到数学所后几年里，他是一个很好的解析数论学家。”

　　到1959年，全国各科研、教学领域以及各大中小学开始批判“白专”，数学所也不例外。华罗庚理所当然要受到冲击，陈景润也被贬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去洗瓶子。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被贬谪，但落脚之处却高下不同。陈景润去了实验室是抽了好签，不光是没有脱离编制，也没有脱离科研机构，比起那些改行、下放、除名、劳改的要强得多。李政道和吴健雄的老师、世界公认的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刷了十年厕所，相比之下，陈景润的幸运是显而易见的。更幸运的是，当这次“运动”告一段落，他又被爱才的华罗庚调回了数学所。王元说：“如果没有华先生将他从大连调回来，他后半生的工作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就不存在了。因此，华先生绝对是他的恩人。”

　　真正使陈景润成为世界超一流数学家的是哥德巴赫猜想。

　　当年陈景润在福州英才中学上学时，因抗战南迁的沈元先生曾在校临时任教。沈元是知名科学家，后来曾担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在一堂数学课中，他讲到了18世纪时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数论领域的一个猜想。这一猜想的最初表述大约是：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奇素数之和。这一表述很专业、很抽象、很难懂，更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应用意义。所以，除了陈景润，相信所有的同学听了也就忘了。也许就从那一堂课起，摘取这个“数学皇冠上的宝石”，成了陈景润的梦。

　　1962年起，陈景润就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所里有一间原本要做锅炉房的6平方米小屋，陈景润就在那里无穷无尽地“猜想”，据说计算用过的草稿纸有好几麻袋。1965年初，他将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手稿给王元看，王元开始不相信，但“当他的手稿到我手上时，我想了几分钟就懂了……”哥德巴赫猜想有一个简单表述：1+1，陈景润的研究结果可以简称为1+2，已经是最接近猜想的最高成就。他的论文以简报形式发表在1966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学记录》（《科学通报》的前身）上，当时“文革”已揭开序幕，这是《科学记录》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期，陈景润赶了一个末班车。

　　由于证明过程复杂，陈景润又开始了简化证明过程。1972年，他将“1+2”证明论文投稿到《中国科学》，在该论文的审查过程中，负责审查的王元和潘承洞，冒着“戴上‘复辟封资修’‘反攻倒算’等帽子”的风险，决定支持论文尽快发表，这样，陈景润“1+2”的详细证明终于发表在1973年3月15日出版的《中国科学》上。当时外国学者迅速获悉论文的发表，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迅即将陈景润的论文加入自己即将出版的数学专著之中，并将陈景润的研究成果称为“陈氏定理”。

　　凡是在某一方面显示出超人天才的，就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有缺陷，陈景润也是。他的人际交往、生活能力都与常人迥异，孤身一人且常年疾病缠身。难道，成为天才一定要以牺牲人的正常秉赋，甚至要脱离正常生活轨道为代价？这是一个永远让人困惑的问题。后来，一篇报告文学不单让他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也让他过上了娶妻生子的正常生活。文章作者：徐迟，文章题目：《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时间：1978。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