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图书馆,开启我生命中的书香时光

和许多图书馆员一样,我不是图书馆学科班出身,却在图书馆奉献了青春和最有效的33年生命时光。虽然平凡普通,却也有平凡普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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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圣地,不圣又圣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读于南京的一所工科学校。图书馆虽是心中的一块圣地,却不能完全见其真容。想借到心仪之书,也并非易事。首先是不能直接进入书库找书,然后必须从分类或作者或书名目录盒中翻看目录卡片,查到心仪之书后,再在索书单上填写该书的索书号、书名、作者之类的信息,交由图书馆员代为入库找取。如果图书馆员遗憾没找到书,我得重新在目录盒中求其次地翻卡选书。如果如此反复几次而无果,我就失了兴致,没耐心再去目录盒里查找了,只好去阅览室看看杂志消解心中徒增的无奈,或怏怏地离去,难再复燃多少借书的热望了。记得当年老师送我一本《诗的技巧》,我从中读到何其芳诗歌《预言》中的几句,为之所动。想读全这首诗,却在校图书馆没有办到。也许是我查找不得法,或没耐心在目录卡片中翻找吧,几年学生生涯,除了借到《普希金诗集》和但丁的《神曲》外,再也没有借到其他文学名著了。检索的麻烦和高拒借率,让我与校图书馆渐行渐远。

尽管我对心中的圣地生出失望和微词,却不改朝圣之心。有次暑假没有回老家,就相约同学去找南京图书馆,然后仅凭学生证就“闯”了进去,瞬间惊呆了我这个乡村小姑娘——浓郁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仿佛置身梦境,偌大的一楼服务大厅恢弘典雅,摆设着各种文献宣传资料,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块块宣传读者在此阅读获得成长的立式展板。因为好奇,觉得应该先把这个殿堂参观一番。走到二楼流通借阅处,我突然被眼前的画面强烈地吸引住:借还台里面有一位年轻女馆员正推着放有书籍的小型平板推车,从近处的借还服务台旁的宽敞处,以与我成45度角侧身向里面更远处布列的书架走去。她衣裙雅致、清爽宜人,优雅的行姿像一幅流动的画,让我觉得她不是在向书库送书上书,而是在享受一种艺术生活。我怦然心动,足足呆看了好几秒,一股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叹:“要是以后我也能在图书馆工作该多好啊!”30多年过去了,这幅画面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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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误解了图书馆学,却能做好基础服务工作

后来因为机缘,我真的成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图书馆的一员。当我刚入职借阅服务部门时,就有老馆员给我一本《图书馆学基础》。我看完了,觉得这算什么学问,有什么好学的,不就是日常工作吗?谁不会?所以我对图书馆学理论知识几乎就止步于此。虽然我没有钻研图书馆学理论,却能做好借阅服务基础工作。因为学生时代有借不到书的失落和无奈,所以,我对读者有种体己的感情,总是尽力地不怕麻烦地帮他们查找书刊资料,当我把他们需要的书刊资料递给他们时,老师们会表扬:“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学生们会有满心的感激。我乐在其中,享受着这种被书香包围的感觉。

1995年,我所在的教师阅览室因管理得当、服务周到,被湖北省高校图工委评为先进部组。这一年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建成,要将馆藏图书数据全部录入进计算机系统内。这年暑假全体馆员都参加了图书数据录入的大会战,我因善于五笔字型输入法而成为主力,为了全力投入工作,将年幼的儿子送到我母亲家里。这样,我整个暑假就奋战在书库里,将一本本书的数据录入到系统中,没有主动挑选《数学》《物理》《化学》之类书名字数少的书,反而是捡有着长长书名的专业图书。在9月份的开学总结中,我因数据录入数量突出而得到表扬,而所在的教师阅览室因年长馆员生病,也承担了更多工作。年终,虽属小字辈的我也因工作突出首次被评为优秀。曾经和我同去南京图书馆的同学得知我进入图书馆工作后,感叹我当时的一语成真。

当我第一次进入书库时,就被环绕我的书山书海所震惊所感动,情愿泡在里面,成为一只书虫。因为爱好,我业余自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首次自己入库找到必读的《山海经》,不知有多激动。感觉我是这些书的主人,不会再被拒之门外,幸福感满满。后来也因为机缘,在职读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老师们称这门学问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水浒传》中的吴用从事的军师工作,我内心也就有了“误闯”的窃喜,并因此认识了老子、孔子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虽然我没有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但图书馆是个大熔炉,它容纳不同的人就像它收藏不同的书一样,而不同的人在这个熔炉里也有不同的作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和见识的扩大,我才慢慢发现自己当初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多么肤浅,只见其表,不识其里,完全是误解和偏见。没有深入钻研图书馆学专业理论知识成了我职业上升的硬伤和瓶颈,这也算是给年轻馆员的一个前车之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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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不动的编目工作其实很辛苦


2000年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武汉大学后,我进入图书馆内务部门采编部从事目录组织兼编目工作,那时虽然读者已经不用目录卡片来检索图书,但内务的分类、书名、作者目录卡片还在继续照排不误。记得当时主管馆长周明华是位留学归国人员,能用英语自由地交流。她在指导我们的工作时,常常有“一语点醒梦中人”之功力。采编部部长韩敏非常敬业,以身作则,新的编目方法和理论,她总是先学透,再教我们。最记得她说的那句含哲理的编目规则“有则必备”,意为要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检索信息。她因工作太投入,常常一坐就是半天,连水都忘记喝,长期这样下来,她的腰都劳伤了,后来总是借助护腰装置。她指导我:“排卡片是编目的基础工作,也是对编目数据质量的控制。”我因此很认真地排卡片,不时发现作者、书名或索书号的错误,反馈给编目员,避免了一书异号或异书同号的情况,也更正了作者或书名的录入错误,甚至还有MARC格式或主题词的错误。我初步了解到图书馆学的专业理论和图书馆工作的幕后英雄角色。排卡片也磨炼出我学生时代不愿翻卡片检索所缺少的细心和耐心。

虽然我当时还年轻,但长期对着电脑伏案工作,也让我肩脖难受,右手酸麻疼痛无力。我因为看到一则低枕和无枕睡眠能保健脖子的信息,就一次性改为无枕睡眠,刚开始时,次日会有脸、眼浮肿的情况,但坚持一段时间,这种症状就消失了,并且肩脖的酸痛也有了改善。再后来得知用包裹黄豆的圆柱形枕头更适合后脖的曲度,并能扶持脖子,里面的黄豆还有按摩作用,我也就自制了这样一个,从此,脖子就没再“侵犯”我了。为了适度解放右手,让它得以休息,我开始学着用左手吃饭,并自诩“右手握笔,左手持筷”。20多年过去,我也就用左手持筷20多年,并且用得越来越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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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化解馆读矛盾

在对外部门,我先后在阅览室、书库、借还服务台、总咨询台工作过,直接跟读者打交道。我在职学习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开始发生化学作用,形成我愈来愈自我感动的一点点“人文情怀”,贯穿到我从事的各项工作中,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底色。因此,我总是出自本心地尊重和关心读者,从未与读者发生冲突,反而让他们感到亲切,我也时不时在校园被“陌生人”热情地打招呼,我想这应该是我服务过的读者。我是一对多难记住他们,他们是多对一易记住我。这给我些许感动和意义,而能化解馆读矛盾,则让我有了点成就感。

遇事我总会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理解他们。有时碰到“不好惹”的读者,其他同事可能会“有事”马上离开,但我从没如此,反而是笑脸相迎,问问我能帮助他们什么。记得有次有位中年男性读者气冲冲地来到借还服务台,大声斥责馆里的规章制度,我温和地表示理解,先平息他的怒气,然后慢慢跟他讲清楚为什么要有规章,并且规章不是针对他一个人。气消之后,他对我说:“如果馆员都有像你这样的态度,那我还有什么意见?”这位读者先前在同事中被传为“头痛人士”,在我这里“头痛”减轻了,后来路遇他,他会主动亲和地打招呼。在总咨询台,遇到告状的读者,我也总是如此先动之以情地听他们诉说,站在他们的角度表示理解,等他们气消了,再晓之以理,最后总能在矛盾化解中言和相笑。

2007年,武汉大学图书馆信息分馆率先试点实行藏借阅咨一体化服务模式,安装了门禁系统,用上了校园一卡通,读者刷一次卡可以畅游整个图书馆,不再受阻于此前的分区段管理,还破天荒地允许读者携带自己的书和包进馆,连书库都安放了阅览桌椅,并延长了服务时间。这一新模式受到学生的极大欢迎,使得一座难求,尤其在考试期间,学生早上五六点就在图书馆门口排起长龙等候开馆抢占座位。我在阅览室工作时,每逢早上开门,楼道挤满学生。但无论怎样,我都坚决只开半边门,让学生排成单人队列,并亲自守在门口让学生一个个进,同时高声提醒要有序而文明,这样才能保证彼此的安全。在我上班期间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即使占座,在我的温和劝导说服下也能和平解决。后来馆里开发了座位预约系统,占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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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岗位不只是单纯的图书捐赠

捐赠岗位因其忙杂,曾经是一个人员流动性强的岗位,我2015年到此岗位,一干就是10年,促进了这项工作走向规范化的同时,也体会和收获了很多。我认为这个岗位是个面向社会的窗口,不只代表我个人,也代表武汉大学图书馆,甚至代表武汉大学,所以,在受赠过程中,我时时想着不能辱没这个岗位,要修养自己的言行,而所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正好给我以加持,让我的思想不囿于图书捐赠本身,还生发出其他意义。

记得有次接收一名校内职工的赠书,所赠图书是她曾留学苏联的父亲的藏书。她将这些书打捆放在一楼楼道处当废品处理时,恰巧被我的同事发现。同事见多是些俄文专业书籍,就建议她捐赠给图书馆。她听从了,并交由我同事联系我去拖到馆里。我将这些书整理一小部分后,不时发现书中夹有现金,已有1700元人民币了,感觉不能再整理下去,就通过同事联系上那位与我未曾谋面的赠者。她来到我处,我如实陈述,并将书中所夹的1700元交给她。她因此很感动,后悔没清理已当废品卖出去的那些书。她自己又开始清理,拿走了对她家庭有感情纪念意义的书籍。从此,每次有人联系赠书,我都建议他们先清理下。

我的工作日志里记录有,在2016年5月23日,C区阅览部的老师送来一本《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说是清理杂物时发现的,品相不错,建议入藏。我当时没有立即入藏是担心有读者来寻找。到2019年12月16日,我觉得三年过去了,应该不会有人来找,就决定入藏,却发现书中有某人的印章,我在百度查到此人的电子邮箱,并获知他还是校友,当即电邮告之,并征求他的处理意见。不料2019年12月18日就收到他的回复:“任晓燕老师:十分感谢您的告知!母校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工作真的是越来越到位和贴心了。作为校友,深感高兴。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比较重要,我想劳烦您用顺丰邮寄给我。邮寄到付就可以。谢谢。”随后我就按要求寄还给他。

对于有价值的文献,我会不惜投入精力地争取。比如,获赠的美国著名记者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夫人Lois Wheeler Snow(洛伊斯·惠勒·斯诺)的题赠本“Edgar Snow's China”(《斯诺眼中的中国》)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端木正的亲笔书信等。捐赠者其实也可以将这些捐赠给其他机构。遇到类似的情况,当我知道捐赠者有可能捐赠的意向,我会据理力争,阐明我馆具有匹配收藏这些文献的优势,并同时随时保持联系,形成一种朋友关系,给予赏识。交流中让捐赠者感受到我态度诚恳、踏实可靠的工作作风,当然就更乐意赠给我馆。

我会怀着像捐赠者一样的心情重视和爱惜他们的捐赠物。比如,收到转赠的中国新闻学界泰斗、新闻教育学家、中国新闻界“三剑客”之一的何微的亲笔书信及其他资料时,发现清单与实物不完全一致。我觉得这是捐赠者收藏多年的宝贝,一定不能做糊涂账,就坚决向转赠者要来捐赠者的联系方式,并联系上,一一将物品对应好。将不同的捐赠文献予以恰当的归处,让捐赠者放心,知道他的捐赠物有个好藏处。我觉得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对捐赠者、捐赠物最好的交代,以免寒了捐赠者的心,留下后患。

我认为捐赠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和珍惜的义举,虽然受赠方不能一一回赠什么,但可以在精神层面抱着对捐赠者有桃李相报之义,所以,捐赠者如果有事相求,我都会尽力帮助,即使他们向我倒苦水,我也会倾听,并给予开导和安慰。我的付出也有额外的精神回报,捐赠者会自动跟我反馈,比如,“感谢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就捐赠这一岗位的工作,就使得贵馆的服务水平甚至高于国家图书馆。”“你热情的接待,让我铭记在心,因为在我捐书的大学图书馆你是最热情的,而且办事效率很高”等。

我馆读者的荐书如果在市场上已脱销,就会转给捐赠人员想办法求赠。当我收到这些荐书的信息时,我会先在百度找到该书出版社的网站或电话,从中获得该社销售部门或总编室的电话并咨询,再由他们指引找某具体销售人员或责编或样本库人员或作者本人。如果还是没线索,我就直接在百度搜索该书的作者。这个过程十分繁琐,常常打电话没人接,或者找到某人又调走了,只得又继续寻找线索。若终于接通了电话,为了不让对方挂断,我总是练出非常恳切的开场白:“编辑(老师)您好,我是武汉大学图书馆采访部的任晓燕,有事求助于您,我校有学生科研急需用……书,现在市场已脱销了,恳请您……”如此这般,都得到出版社人员的热情指引和帮助,甚至责编、作者的帮助。我有一个信念,不管多么曲折,一定要“刨根问底”,得到确切信息,以回复读者。

有幸能获得的图书有这几种情况:有时是市场上虽脱销,但有少量库存,我就请对方指引采购渠道,再请我部门采购人员购买,这种情况如果图书比较便宜也能获赠到;有的书虽出版,但根本没入市场,就将此信息反馈给采购人员,通过统源二手书商购买;有时找到作者本人求赠,如果作者为难,就请求他(她)与荐书学生取得联系,直接为学生提供帮助。如果实在得不到所荐图书,也要弄清楚该书目前的不同状态:在审核中;或是已审核还未出版;或是在出版中;或是出版了,还未上架;或仅仅只是个出版计划。不管怎样,一定要获得明确结果以告知荐书者。均得到学生满意的回复,其如“非常非常感谢老师,这么用心帮学生争取资源,倍感暖心。按照您与叶老师的约定,三天后我记得给叶老师打电话请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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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图书馆新气象鼓而歌

2005年因为在职学习和编目工作的双重压力,我又回到信息分馆阅览室工作,在分馆馆长袁爱萍和总馆党委副书记王美英的鼓励下,试着撰写分馆活动及总馆一些工会活动的新闻报道,刚开始时觉得自己写出来的文字十分蹩脚,就像小学生的作文,是“我不能白白在职学习了两个专业”的念头支持着我。

为了鼓励馆员动笔,信息分馆出台了一个奖励政策:每写一篇新闻报道年终奖励5元。而我一年能拿到200多元,平均下来差不多是“每周一记”了。记得第一篇是2005年10月份写的《致新同学的一封信》,居然刊在《武大图书馆馆讯·读者园地》的首版,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这应该是我以馆员的身份在职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三者的首度结晶。我写的不少报道,先是发在信息分馆的工作网上,慢慢就有不少发在纸质《武大图书馆馆讯·馆员生活》和《武大图书馆馆讯·读者园地》,也有发在武汉大学工会网页上和纸质《武大教工》上,及图书馆机构更高一级的网络媒体上。馆里有一些爱好摄影的馆员,常在毕业季志愿为毕业生摄影,我受此感动就写了一篇《一位图书馆员的摄影情结》发表在2012年7月6日的《图书馆报》上。到了捐赠岗位,因工作杂而忙,就写得少了,多是捐赠报道。不过参加了第三届和第五届湖北省高校图工委举办的“馆员风采”征文大赛,分别获得一、二等奖,写的内容都是与图书馆工作相关的,今年又写了《与书香为伴,数智同行》,参加了第六届的征文大赛。让我最不能忘的是信息分馆的旧版网站,虽然早已更新,没有旧版了,那些曾经发在上面的报道也不见了,但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曾常常打开它,欣赏着上面排列的我的报道的题目,感觉那是我着力参与耕耘和培植的一座花园:

“南隅悄然盛开的礼仪之花——回眸信息分馆教师礼仪、素养等教育活动”“为你的成长加速——李开复给中国学生的七封信”“乐读者之所乐——新模式带来新感受”“六月喜送桃李忙”“人物风流自古然,山川秀丽更无边——悦读《百城赋》”“您想知道《如何撰写和发表SCI期刊论文》吗?”“穿越时空的心灵洗礼——小记信息分馆党员参观‘武昌红色景点’”“深阅读,不求小功利的大功德——听学术讲座‘数字阅读与深阅读’”“《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疗乐图书馆员”“‘小小的球儿送春风,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武汉大学图书馆与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羽毛球联谊赛”“在美的意义上,让中华民族高贵起来——学习余秋雨的《国学讲坛:屈原》”……

我自幼热爱文艺,自工作以来,就是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馆里的新春晚会、学校的“三八”妇女节的文艺赛事、学校的建党庆典等,我几乎都有参加,不仅参加,有时还撰写新闻报道。在2012年1月14日我馆自己的“春晚”里,信息分馆表演的反映大流通服务格局新出现的占座问题和馆员的人性化管理情况的情景剧《温暖》获得了满场叫好,本人在其中既担任编剧,又当演员。在2023年“三八”妇女节之际,馆里举办的最美岗花评选中,我模仿印在脑海中的那幅南京图书馆女青年馆员推着书车的画,如是拍出一张我推着书车的图片参赛,并获奖。现实中我的这张图片与印在脑中的那幅画相呼应,圆了一个我30多年前萌生的美梦……我有时会产生角色模糊,自问:“我是不是深入图书馆体验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呢?”多么希望现实中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才不辜负我在职的学习和图书馆的给养。

新近,我发现了图书馆界的一个好活动——由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四川省图书馆学会联合主办的“品读巴金”阅读创作大赛。我对此类活动相见恨晚,并不失时机地参加了,还向亲朋大力宣传这项好活动。又发现了“长江读书人”活动,并听到了召唤……图书馆为热爱她的人们不断打开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