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之神”蒋复璁

　　蒋复璁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哲学，但一毕业却先进入了图书馆。当时梁启超在北京创办松坡图书馆，蒋复璁在馆里担任编辑工作。1926年3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开办的北海北京图书馆成立，馆长也是梁启超，蒋复璁又到北京图书馆担任编辑，负责中文图书编目。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是美国于上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组织，旨在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后于1931年建成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以及1935年建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是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出资，也就是用美国和英国的庚款建成的。

　　蒋复璁一毕业就进入松坡图书馆，其中颇有缘由：其一，他是蒋百里的侄子，而蒋百里当时是与梁启超共同创办松坡图书馆的；其二，在馆内工作的徐志摩是他表哥，他们年龄相仿，情趣相投，能在一起工作当然好，况且松坡图书馆还是当时北京社会名流最主要的聚会场所。这对蒋复璁的吸引力自然不在话下。还有，作为著名藏书家的后代，进图书馆也算是继承家学了。不想几年的图书馆工作经历，却让蒋复璁真的喜欢上了图书馆专业，所以当1930年他被浙江省选派赴德留学，除在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哲学之外，他同时还进入大学的图书馆学院学习，并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担任客座馆员。1932年学成回国，蒋复璁立即被委派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那年他三十四岁。

　　国立中央图书馆是由南京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大约是要以此取代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地位。筹备处设在南京成贤街，原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旧址。筹备处除筹办图书馆之外，还要开展教育部“出版品国际交换部”工作，不只要进行国际之间的出版物交换，还必须将交换来的出版物对公众开放——这是中国在1925年就签署了的《布鲁塞尔协定》中所规定的。

　　由于筹备处经费有限，很难拿出像样的书刊与他国交换，蒋复璁于是想到《四库全书》，他申请将《四库全书》影印，以此作为对外交换物。经过批准，蒋复璁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选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二百三十二种、一千九百六十册精品影印，题名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于1935年出版。出版后，商务印书馆给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一百套书权充版税，蒋复璁即以这一百套书作为交换物，进行出版品国际交换工作，换得大量珍贵书籍，其中包括不少国外论述中国的作品，如1771年Osbeek．Peter所著《中国和东方航海记》（A Voyage to China and East），1804年Barrow．John所著《北京及其他地区的旅行》（Travels in China．Peking to Canton），1863年Knight．Captain所著《克什米尔和西藏的徒步旅行记》（Diary Df Pedestrian in Cashmere and Tibet），1879年Edikins．Joseph所著《中国佛教》（Chinese Buddism）等。蒋复璁将这些书以及其他交换过来的外文书刊在筹备处对外开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尚未完成，而蒋复璁也正在欧洲访问。1938年初他回国以后，立即投入中央图书馆的西迁工作，打点图书总计一百三十箱。迁抵重庆后，筹备处以川东师范学校大礼堂为办公地点，随即展开各项工作。还另在上清寺租房供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办公，后又在昆明设立交换处分处，以便就近接收国外交换书刊（据当事人回忆，这种交换并未因战争而中断，甚至直到20世纪50年代，南京的中央图书馆已改为国立南京图书馆，还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刊寄来。开始是南京图书馆做过编目后转交北京图书馆处理。1954年，“南京图书馆与南京鼓楼邮局协商，凡各资本主义国家寄‘南京中央图书馆’‘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于震寰’等的信件书刊，直接由邮局转寄北京图书馆。”——袁斌：《馆史钩沉——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品国际交换处纪事》）。

　　1940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重庆成立，蒋复璁担任了首任馆长。

　　在开馆的最初几年，中央图书馆十分重视采购国外参考工具书，如《大英百科全书》，美、法、德、意各国的百科全书。当时书价很高，而购书经费有限，有时一两个月只能买一套大部头的书。然而通过不断积累以及采用交换等方法，逐渐将各国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大致配齐。1941年初，蒋复璁还冒险潜入上海，协同张元济、郑振铎等人组织“文献保护同志会”，对沦陷区的古籍展开抢救工作，收集包括大量宋元刊本在内的珍贵古籍三千八百多种，达数万册。

　　1945年抗战胜利，蒋复璁任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主持江南地区文教单位接收事宜，据说毛公鼎就是当时他从戴笠手中收归教育部属下的中央博物馆的。他还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收回日军从香港劫走的大量珍贵古籍。而临时建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也于1946年迁回南京。通过蒋复璁的不懈努力，此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已达一百万册。蒋复璁以这样的业绩，获得了南京政府授予的胜利勋章。

　　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后改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用以收集二次大战史料与联合国机构创设文献，被联合国指定为资料寄存馆之一。1950年罗斯福图书馆更名国立西南人民图书馆，后更名重庆图书馆。1999年，重庆图书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联合国全部文献寄存馆。现在，重庆图书馆与罗斯福图书馆并称我国抗战时期出版物以及联合国资料收藏最多的图书馆。

　　抗战期间，浙江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运到重庆保存。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有意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交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庋藏，但遭到张宗祥等浙江人士的反对。文澜阁《四库全书》曾大部损毁，全赖浙籍人士艰难补缀而成，当然不愿拱手送出。虽然蒋复璁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但他也是浙籍，还是张宗祥的同乡晚辈，在《全书》归属问题上大概也只能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全书》最终还是回到了浙江杭州。

　　在内战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48年起，南京政府开始筹划向台湾转移图书典籍和珍贵文物。3月，教育部命蒋复璁组织文化宣慰团，邀集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及一些收藏名家，各选择所藏图书文物精品，赴台湾省立博物馆举办文物展览。此举乃以展览之名行转移之实。同年，蒋复璁再度奉命，运送第一批共六十箱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至台湾，暂置桃园县杨梅镇仓库。1949年，又运第二批善本图书、文物三百九十八箱至台湾，置台中粮厂仓库，并将第一批运台图书也移并于此。后又有第三批普通本图书一百八十六箱运抵，总计共有六百四十四箱、十三万册图书经蒋复璁之手转移到了台湾。到台湾后，蒋复璁一直计划如何以南京中央图书馆为蓝本在台北重建图书馆。先是筹划在台北市南海路植物园内兴建未果，后利用台北市南海路原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房舍，终于在1955年复馆开放。

　　其间，蒋复璁曾到香港教书，也曾在台湾大学讲授国文，1954年重新担任台湾的“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

　　1965年，蒋复璁呼吁台湾“文教”“外交”各部门，说服美方同意将“平馆善本”交还台湾。

　　1933年，日本侵略军严重威胁华北。为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的馆藏精品开始南撤。1934年，北平图书馆也从甲、乙两库中精选古籍珍本五千种、六万余册，计有甲库一百八十箱，乙库一百二十箱，包括敦煌写经八千余卷，历朝碑帖五千种，中西文科技及东方学期刊近四千种，以及西文参考书、历代官书数千册与各省舆图近八千幅等重要馆藏，秘密转移至上海公共租界。后通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将存沪善本运美保管，商定至战后再行返还。北平图书馆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钱存训与王重民等从全部六万册馆藏中精选出善本近三千种计三万册，分装一百零二箱，于1941年秋用商船运送到美国。这批图书就是所谓的“平馆善本”。

　　1965年，当时美国与台湾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实际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军舰的护送下，“平馆善本”于1965年11月7日运抵台湾，台湾“文教部”邀请“立法院”“监察院”“外交部”“经济部”“中央研究院”等有关部门派代表，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内当面开箱清点。历时两周，清点完毕。虽然小有出入，但整体之完好还是让人倍感庆幸。书到了台湾，又是由“中央图书馆”接收，但按照当时台湾“文教部”明令，这批“平馆善本”只是拨交台北“中央图书馆”代管，“俟光复大陆后再归回原馆。”

　　从1932年到1965年，蒋复璁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达三十三年。最初影印《四库全书》成功的鼓舞，让他一直乐于让出版界影印馆藏珍籍，一方面使珍籍得以流传，而图书馆也可用版权书交换西方典籍。不止是书，他还曾精印历代书法名画。他自己著有《珍帚斋文集》一百三十余万字，主编了《徐志摩全集》和《蒋百里先生全集》。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获得过韩国成均馆大学和美国圣约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除了胜利勋章之外，他还获得过台湾“教育部”金质奖章、“行政院”文化奖章，1983年退休时，台湾当局授予了他二级景星勋章。

　　在一篇文章中，有人称蒋复璁为“国宝守护之神”，我想大约是指他一生中的如下事迹：

　　当然，蒋复璁还担任过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十七年，那更是“国宝守护之神”的职守所在。

　　蒋复璁1990年逝世，享年92岁。在逝世前的八年，他就为自己写好了自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