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青:“美”与“趣味”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旨归
来源:图书馆报作者:戴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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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青,男,1955年9月28日生,汉族,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专职研究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外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会理事。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著述有《魏晋清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三联书店2014年版)。


记者:在您所出版的著作中,关于美学与文论的话题占有较大比例,这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您学术研究的趋向?

李春青:我的专业是文艺学,也就是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设置对我的学术研究是有一定影响与制约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我跟随导师童庆炳先生作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了《艺术直觉研究》(1987年)和《艺术情感论》(1991年)。从1988年开始,我在北师大教授马列文论课,读了大量马列著作,结合备课内容,出版了《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1991年)、《文学价值学引论》(1994年)。

  90年代初,我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社会境遇、文化建构及其文学观念上的表征,出版了《魏晋清玄》(1993年)、《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1995年)。此后,我的基本学术兴趣一直在古代知识阶层的文化建构及其文学思想方面,基本上每天都要阅读古代典籍,先后出版了《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2001年)、《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2005年)、《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2005年)。由于学科的关系,有一段时间特别关注当代文学理论与美学问题,出版了《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006年)。

  近年来,又出版了《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2014年)。另外,在此期间还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秦文艺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新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经典精读》等。

  从以上列举出来的书名即可看出,我本人的研究兴趣始终是围绕美学或文论展开的。

  如果说到学术趋向,我的学术兴趣从个体审美活动转向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现象,从“个体主体”转向“集体主体”,从纯粹的“审美”转向“审美”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审美”,或许符合着或者体现着某种普遍性的学术趋向。


记者:在史料与观点、研究与鉴赏之间,您觉得如何能够达到更好的平衡?

李春青:作学术研究首先就是材料,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要把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包括研究对象的基本材料、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了解清楚,然后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研究。即使一些材料在你的著作中不一定被直接使用,但了解是必须的。但掌握材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只是研究工作的前期准备。当然考证性的研究除外,这种研究的过程主要就是掌握材料的过程,所谓“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主要就是指的这类研究。

  至于阐释性的研究,在掌握了基本材料之后,真正的研究才会开始。根据我的经验,在这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有了自己的研究视角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属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找不到这种独到的研究视角,即使掌握了很丰富的材料,也只能复述、概括研究对象,或者重复别人的观点,这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比如,有一次我打算(是一个课题要求的)研究古代某人的文艺思想,他的集子认真读了,关于古人对他的评说、今人的研究也都读了,有关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历史状况的相关史籍也读了,但就是迟迟不能下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找不到恰当的研究视角。向着什么问题发问?如何发问?如何把纷乱繁复的材料用一根线串起来?真正的学术研究就是在掌握基本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具有独到视角的阐释,得出不同于任何人,又言之成理、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来,如此,你就为学术传统加进了新东西,使之更丰富了。

  所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材料是基础,离开了材料的阐释叫作架空立论,是没有意义的;研究视角是决定研究是否有价值的关键,视角平庸,别人看到的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你也看不到,只能人云亦云,至多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真正的研究却是要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能言。

  文学研究确实存在一个研究与鉴赏的关系问题。研究要求客观,是理性的;鉴赏则是基于个人体验的判断,是感性的。二者常常纠缠在一起。有的研究一看就知道是沿着鉴赏的趋向展开的,是把鉴赏判断逻辑化、理论化。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对一个研究对象,比如一个诗人或一首诗歌,进行鉴赏是一回事,而展开研究则是另一回事。研究活动不应该被鉴赏所左右,换句话说,只有摆脱了鉴赏的纠缠才能真正展开研究。


记者:对于当前的出版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您有何看法?在数字化的技术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原创作者的创作热情?

李春青:关于出版,应该说学者出版著作是比较容易了,记得八九十年代,即使是教授,出版一本学术著作也是很难的,现在人人都平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术著作出版确实良莠不齐,在浩若烟海的书籍中,少数优秀著作常常也被淹没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近年来有很大改观,明目张胆的侵权行为比较少了。但是电子媒介对纸质书籍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只要在网上可以下载的书就很少有人愿意跑到书店去购买纸质文本了。所以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管理力度,切实维护著作人权益。


记者:您认为在本领域研究中值得钦佩和介绍的知名学者有谁?

李春青:在美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优秀的学者有很多,许多学者的探索精神和研究成果都令我钦佩。但总体言之可以说各有所长,有的在文献整理、资料爬梳方面成绩显著,有的在开拓思路、理论创新方面多有建树;有的学者偏于译介西学,有的则重在阐述传统;或嗜古,或贵今;或逻辑演绎,或体验类比,不一而足。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不足,不宜入主出奴,妄判高下。


记者:您个人对于当前我国的学术氛围与阅读环境有何评价?

李春青:就我所处的研究领域来说,凭心而论,学术氛围并不令人满意。大家都在忙着申报项目、完成课题,或者关注填表、获奖。至于学界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新话题,大家似乎并不大放在心上。别人早就说过的话,若干年后还会有人当作自己独创的话题来说。那种互相支持、互相丰富或者相互批评、彼此否定的严肃的学术氛围,难以感受到。大家都是各自忙各自的,就像传统的农民,只耕耘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不大善于吸取别人发家致富的经验。

  我们的评价机制也有很大问题,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得到高的评价,譬如获奖,人际关系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存在问题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年轻人正在成长起来,“80后”学者在逐渐成熟。他们往往有国际视野,很少有他们的父辈身上的毛病,对学术有一种真诚,对洋人、古人都能持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对真正优秀的学术研究又能由衷尊重,而不是假装没看见。我想,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现在是所谓电子传媒,或者说数码时代,阅读纸质书籍的人是比以前少了。即使是文科大学生,一天有一两个小时读书就不错了,年轻人很多时间都泡在网上。现在网络成了传播知识的主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善网络阅读环境,使网上传播的是真知识、真学问,就显得格外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