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小说应该在作家的个人经验之上

　　“城里人谈恋爱，很少有一是一二是二的，一般都要你猜我我猜你，猜来猜去，还没猜透，又该换人了。” 程青辣言辣语，“我挺喜欢在小说里写浪子，放在生活里，就是那种带得出去带不回来的男人。”程青的小说正是如此，把两性关系细细地切成一盘蓑衣黄瓜，从里到外每个侧面都看得通透，却还环环相扣将断不断，放到嘴里满是酸辣甜香，各种滋味。虽然写情感，但是她说，她不喜欢过于甜美的故事。成人的情感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常常都不是一对一的从一而终，而是辗转反侧的痛苦选择，她所做的就是把其中一种选择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随之而来的代价和无奈。谈到婚姻，她在《恋爱课》中借用书中人物之口说出“恋爱就像一张考卷，而婚姻就是考卷后面的附加题，很少有答得出来的”这样有些让人心慌慌的评论。

　　程青笔下的女人都是复杂而迷人的，即便是《十周岁》里那个十周岁的少女，也展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精明和饱经痛苦的隐忍，让人们看到真正的痛苦是无法诉诸于口舌的。中篇作品《十周岁》正是凭借着这个独特的女孩形象，获得了老舍文学奖。至今，程青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3部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在创作的道路上，她称之为“靠天吃饭”，每一次灵感都是从天而降，来之前没想过它会来，完成后也觉得不可重复。每一次她都倾尽全力展现一段现实的情感，也许带着点残酷，也许带着点遗憾，但是都能让人醒过来而不是睡过去，清醒地在现实中追求智慧而非安慰。所以她更风趣地把这种过程称为“与读者智力上的较量”。那么来吧，走近程青，开始一段饶有趣味的“较量”。

记者：程青老师，最近您的新书《绿灯笼》上市了，请问您的创作频度是怎样的？

程青：中短篇肯定写得快，长篇就不一样了，费时费力，甚至不知道此生有无可能完成。《发烧》最温暖的寒夜》和《成人游戏》写得都很艰难，每本书都写了有两年吧。其他几部长篇也都专心写，要写一年。通常我会写个七八稿，前面三稿都是能改多大改多大，后面改动会小一些。写第一遍时，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要写什么，只是写出来；第二遍修改的时候，主要是写出起伏；到第三遍就要强调艺术性，既要在逻辑上能自洽，人物也要有变化，还要在细节上出彩。我虽然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但我们是理论专业，甚至没有小说课程。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写小说，因此，写小说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无师自通。前些天看电影，有一句台词说：“我们不寻找，我们不追求”，我很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创作状态。我等待灵感，有时候就像是写完了，不知道往后还有什么可写的。比如在写完发烧》之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写了，所幸的是后来又写了《最温暖的寒夜》《天使》《回声》和刚出版的这本《绿灯笼》，令我自己也深感惊喜。

记者：您这次推出的新书《绿灯笼》，是以“北漂女性”的生活作为切入点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生活为什么会吸引您关注呢？

程青：其实我自己也是“北漂”，只是当时没有这么个词，别人也不把你当“北漂”。我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到北京，当时并没有漂泊感，相反，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那时候大家都挣得不多，却感觉生活富贵，心态上也并不焦虑。那时也没有房子，但心理上却没有压力。而现在的“北漂”青年跟我们那时完全不一样，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和对前途的担忧，我的孩子也是这个年纪的人。我除了关注他们，其实也很心疼他们。然而我心疼他们又能怎样？我只能写一本书来表达一下我对这个群体的关心和担忧。

记者：您觉得性别对于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程青：当然。我不认为人能超越性别来决定生活形态。既然是女性，那么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优势和局限都由性别决定了。性别决定了生活形态、生活感受和生活表达。

当然，作家也不会太受性别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和设计师是一样的。我在创作中是选择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都要从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找一个最好的方案，一个最佳路径来表现，这无关我个人的性别。比如我的《今晚吃烧烤》之所以选择男性视角，是因为它需要这样一种表述的语调，以男性第一人称自述，看起来既像是调侃，又像是自嘲、自我剖白、自我洗涮、自我美化。用这样的语调，就显得比较跳脱和生动，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必须用男性视角去写。在这本书中，我虽然使用的是男性视角，但有人评价说写得最好的还是女性。

记者：您觉得地域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哪里？有人说《恋爱课》是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生动描述，您是如何构思和创作这部作品的？

程青：地域文化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地域辽阔，也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我一到北京就爱上了这座城市，而且我首先是爱上了它的语言。我在公共汽车上、马路上、集市上听北京人说话，就特别喜欢。同样一句话，北京人的表达和我熟悉的南方人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我很小的时候去了上海，在我的记忆中，大城市就是上海的模样，我喜欢上海是从建筑开始的；我到北京已经是19岁，我喜欢北京是从人文开始的。

　　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国际化大都市，给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也塑造了我对大城市不同的理解。有趣的是，当这两个城市进入我小说的时候，也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如《恋爱课》就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故事，这是一部以纯北京话写的小说，反映的是很地道的北京生活。而《梅子黄时雨》，则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记者：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您认为网络文学的未来在哪里？

程青：如今，网络技术的进步确实给文学的样态带来了巨大改变。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非常不一样。我个人在网络文学方面的阅读是非常少的，但是我觉得一样事物只要存在就有它自身的道理，更不用说还有非常多的人喜欢这种文学形式。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中的某些艺术性可能是相通的，但它们不是一种艺术样式。所以我并不认为网络文学会和传统文学越走越近，就现在来说，我也没有看出这种可能性。将来，我觉得它们还是会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行进，各有进步，互不妨碍。就像戏剧和电影，散文和小说，有某些相同，但有更多不同。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虽然都叫文学，但就像“张家小明”和“李家小明”是两回事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哪种样式的发展一定会好于另一种。但是网络文学如果不往艺术性发展，不往奇思妙想里做，那就是在做垃圾，没有意义。传统小说里同样有糟粕和垃圾。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真正的原创，而不是机械的复制。

记者：请问您怎么看待近几年来的IP热现象？

程青：我认为IP改编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和艺术与艺术追求是两个概念。有的作品商业上很成功，但艺术性很薄弱，反之亦然。这是现实，我们就得面对现实。

　　IP改编后面是很大的商业利益。也有人来找我谈过改编。我的小说都是写当代、都市、情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离IP改编可能也就是半步之遥。但我写的时候，是不按照是否有商业价值来写的。因为我要塑造人物，要透视灵魂。

记者：请问您怎么看待成人睡前故事这类短故事图书的畅销？

程青：我认为睡前故事作为一种读物，并不是艺术作品。我心中的艺术作品在内容上还是要稍微枯燥一点，一定要能引发读者思考。而睡前故事一般都是甜美的，具有安抚性，全是哲理就没法让人看完之后安心睡觉了。

　　我个人还是喜欢揭露真相、剖析人心的东西。而睡前故事的畅销，大概是因为有人需要这种精神安慰吧。我始终认为讲个好故事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告诉读者真相。写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与读者在进行一种智力上的较量，你要能吸引他。我个人由衷喜欢那种能碾压我的、让我看了放不下来的作品。我认为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小说应该是寻找智慧，而不是寻找安慰。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程青：文学主题上应该还是探究情感吧，情感似乎是说不完的一个话题。我曾经说过，爱情绝不是年轻人的事，爱情是一件终身的事、终身的课题。而我的创作灵感来自各个方面，比如个人经历、观察、阅读、思考都有。如果我只写一本小说，那基本上就是我的个人经验；写两本的时候，个人经验可能就不够用了；当写了10本小说，而且本本都涉及感情，那个人经验一定是不够用的。很多东西是写着写着自然就出来了，个人经验肯定是涵盖不了的。如果我是读者，我肯定希望作家能在小说里提供一些不同的人生经验。我不希望作家比我的人生体验还要少，作家提供的生活经验一定要多过读者。

【名家荐书】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写得比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还要好，不仅写出了爱情的深刻性，而且是写了一个人一生的爱情。

《哈扎尔辞典》

　　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这本书充满了奇思妙想，他用辞典的方式来写小说。首先这种写作方式就是具有独创性的，更何况这本书特别具有梦幻色彩。

《博尔赫斯全集》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都特别好，很简短，但富有哲理。要有充沛的脑力去阅读，才能读到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