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小说应该在作家的个人经验之上
来源:图书馆报作者:江水 田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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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人谈恋爱,很少有一是一二是二的,一般都要你猜我我猜你,猜来猜去,还没猜透,又该换人了。” 程青辣言辣语,“我挺喜欢在小说里写浪子,放在生活里,就是那种带得出去带不回来的男人。”程青的小说正是如此,把两性关系细细地切成一盘蓑衣黄瓜,从里到外每个侧面都看得通透,却还环环相扣将断不断,放到嘴里满是酸辣甜香,各种滋味。虽然写情感,但是她说,她不喜欢过于甜美的故事。成人的情感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常常都不是一对一的从一而终,而是辗转反侧的痛苦选择,她所做的就是把其中一种选择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随之而来的代价和无奈。谈到婚姻,她在《恋爱课》中借用书中人物之口说出“恋爱就像一张考卷,而婚姻就是考卷后面的附加题,很少有答得出来的”这样有些让人心慌慌的评论。

  程青笔下的女人都是复杂而迷人的,即便是《十周岁》里那个十周岁的少女,也展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精明和饱经痛苦的隐忍,让人们看到真正的痛苦是无法诉诸于口舌的。中篇作品《十周岁》正是凭借着这个独特的女孩形象,获得了老舍文学奖。至今,程青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3部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在创作的道路上,她称之为“靠天吃饭”,每一次灵感都是从天而降,来之前没想过它会来,完成后也觉得不可重复。每一次她都倾尽全力展现一段现实的情感,也许带着点残酷,也许带着点遗憾,但是都能让人醒过来而不是睡过去,清醒地在现实中追求智慧而非安慰。所以她更风趣地把这种过程称为“与读者智力上的较量”。那么来吧,走近程青,开始一段饶有趣味的“较量”。


记者:程青老师,最近您的新书《绿灯笼》上市了,请问您的创作频度是怎样的?

程青:中短篇肯定写得快,长篇就不一样了,费时费力,甚至不知道此生有无可能完成。《发烧》最温暖的寒夜》和《成人游戏》写得都很艰难,每本书都写了有两年吧。其他几部长篇也都专心写,要写一年。通常我会写个七八稿,前面三稿都是能改多大改多大,后面改动会小一些。写第一遍时,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要写什么,只是写出来;第二遍修改的时候,主要是写出起伏;到第三遍就要强调艺术性,既要在逻辑上能自洽,人物也要有变化,还要在细节上出彩。我虽然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但我们是理论专业,甚至没有小说课程。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写小说,因此,写小说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无师自通。前些天看电影,有一句台词说:“我们不寻找,我们不追求”,我很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创作状态。我等待灵感,有时候就像是写完了,不知道往后还有什么可写的。比如在写完发烧》之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写了,所幸的是后来又写了《最温暖的寒夜》《天使》《回声》和刚出版的这本《绿灯笼》,令我自己也深感惊喜。



记者:您这次推出的新书《绿灯笼》,是以“北漂女性”的生活作为切入点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生活为什么会吸引您关注呢?

程青:其实我自己也是“北漂”,只是当时没有这么个词,别人也不把你当“北漂”。我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到北京,当时并没有漂泊感,相反,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那时候大家都挣得不多,却感觉生活富贵,心态上也并不焦虑。那时也没有房子,但心理上却没有压力。而现在的“北漂”青年跟我们那时完全不一样,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和对前途的担忧,我的孩子也是这个年纪的人。我除了关注他们,其实也很心疼他们。然而我心疼他们又能怎样?我只能写一本书来表达一下我对这个群体的关心和担忧。


记者:您觉得性别对于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程青:当然。我不认为人能超越性别来决定生活形态。既然是女性,那么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优势和局限都由性别决定了。性别决定了生活形态、生活感受和生活表达。

当然,作家也不会太受性别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和设计师是一样的。我在创作中是选择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都要从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找一个最好的方案,一个最佳路径来表现,这无关我个人的性别。比如我的《今晚吃烧烤》之所以选择男性视角,是因为它需要这样一种表述的语调,以男性第一人称自述,看起来既像是调侃,又像是自嘲、自我剖白、自我洗涮、自我美化。用这样的语调,就显得比较跳脱和生动,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必须用男性视角去写。在这本书中,我虽然使用的是男性视角,但有人评价说写得最好的还是女性。


记者:您觉得地域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哪里?有人说《恋爱课》是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生动描述,您是如何构思和创作这部作品的?

程青:地域文化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地域辽阔,也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我一到北京就爱上了这座城市,而且我首先是爱上了它的语言。我在公共汽车上、马路上、集市上听北京人说话,就特别喜欢。同样一句话,北京人的表达和我熟悉的南方人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我很小的时候去了上海,在我的记忆中,大城市就是上海的模样,我喜欢上海是从建筑开始的;我到北京已经是19岁,我喜欢北京是从人文开始的。

  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国际化大都市,给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也塑造了我对大城市不同的理解。有趣的是,当这两个城市进入我小说的时候,也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如《恋爱课》就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故事,这是一部以纯北京话写的小说,反映的是很地道的北京生活。而《梅子黄时雨》,则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记者: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您认为网络文学的未来在哪里?

程青:如今,网络技术的进步确实给文学的样态带来了巨大改变。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非常不一样。我个人在网络文学方面的阅读是非常少的,但是我觉得一样事物只要存在就有它自身的道理,更不用说还有非常多的人喜欢这种文学形式。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中的某些艺术性可能是相通的,但它们不是一种艺术样式。所以我并不认为网络文学会和传统文学越走越近,就现在来说,我也没有看出这种可能性。将来,我觉得它们还是会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行进,各有进步,互不妨碍。就像戏剧和电影,散文和小说,有某些相同,但有更多不同。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虽然都叫文学,但就像“张家小明”和“李家小明”是两回事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哪种样式的发展一定会好于另一种。但是网络文学如果不往艺术性发展,不往奇思妙想里做,那就是在做垃圾,没有意义。传统小说里同样有糟粕和垃圾。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真正的原创,而不是机械的复制。


记者:请问您怎么看待近几年来的IP热现象?

程青:我认为IP改编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和艺术与艺术追求是两个概念。有的作品商业上很成功,但艺术性很薄弱,反之亦然。这是现实,我们就得面对现实。

  IP改编后面是很大的商业利益。也有人来找我谈过改编。我的小说都是写当代、都市、情感,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离IP改编可能也就是半步之遥。但我写的时候,是不按照是否有商业价值来写的。因为我要塑造人物,要透视灵魂。


记者:请问您怎么看待成人睡前故事这类短故事图书的畅销?

程青:我认为睡前故事作为一种读物,并不是艺术作品。我心中的艺术作品在内容上还是要稍微枯燥一点,一定要能引发读者思考。而睡前故事一般都是甜美的,具有安抚性,全是哲理就没法让人看完之后安心睡觉了。

  我个人还是喜欢揭露真相、剖析人心的东西。而睡前故事的畅销,大概是因为有人需要这种精神安慰吧。我始终认为讲个好故事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告诉读者真相。写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与读者在进行一种智力上的较量,你要能吸引他。我个人由衷喜欢那种能碾压我的、让我看了放不下来的作品。我认为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小说应该是寻找智慧,而不是寻找安慰。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程青:文学主题上应该还是探究情感吧,情感似乎是说不完的一个话题。我曾经说过,爱情绝不是年轻人的事,爱情是一件终身的事、终身的课题。而我的创作灵感来自各个方面,比如个人经历、观察、阅读、思考都有。如果我只写一本小说,那基本上就是我的个人经验;写两本的时候,个人经验可能就不够用了;当写了10本小说,而且本本都涉及感情,那个人经验一定是不够用的。很多东西是写着写着自然就出来了,个人经验肯定是涵盖不了的。如果我是读者,我肯定希望作家能在小说里提供一些不同的人生经验。我不希望作家比我的人生体验还要少,作家提供的生活经验一定要多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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