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抗战中——读《鲁迅的抗战——鲁迅先生抗战文选》

2022年10月31日，团结出版社的马英华编辑给我寄来一本《鲁迅的抗战——鲁迅先生抗战文选》，我拿在手里十分欣喜，这么好的一本书，若不用心阅读，也是对不起编辑的。

此书放在案头几载，业已读过几遍，鲁迅激扬的文字常在胸中翻腾，恰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想写点寂寞的文字，献给伟大热烈的抗战，献给伟大活着的鲁迅。

全书47万7000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起，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止。这5年间，鲁迅先生写了诸多抗战檄文，他最懂得中华民族的苦难，他是文化战线上为抗战发声最多最积极的，又是最深刻最有力量的，选编在本书中的有78篇，其中有旧诗11首、书信6封、鲁迅签名的活动宣言5篇。另一部分是鲁迅先生逝世后，各界人士的纪念文章百余篇，有毛泽东主席的《论鲁迅》、郭沫若的《不灭的光辉》、陈独秀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艾思奇的《学习鲁迅主义》，等等。

鲁迅先生的这些抗战檄文，内容极为丰富，大致向着两个方向。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9月28日，他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说：“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这是鲁迅先生抗战的第一文、第一声，他的发声文字不多，直击要害，向内揭露中国军阀的腐败无能，向外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后来战争的发展，确也由中国蔓延至世界。

向内的反击

向内反击的文章，主要向着国民党的“不抵抗”“汉奸出卖”以及“建立文化统一抗战”三个层面的错误做法展开的。

“九一八”之前，蒋介石就制定了不抵抗的计划，才有东北全境沦陷的九一八事变发生。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职外长宣誓的训词中，提出他蓄谋已久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路反共，围剿红军，打压抗日民众，放任日军在中国大地恣意妄为，蚕食人民。鲁迅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情写下《沉滓的泛起》《逃的辩护》《以夷制夷》《大观园的人才》《文章与题目》《战略关系》《伸冤》《黄祸》《意和解释》《沙》等，对蒋介石门下政客及汉奸们给予迅猛的抨击，辛辣的讽刺。

经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鲁迅更看清国民党的消极抗战。1932年11月22日，鲁迅应北平辅仁大学之邀前去作了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演讲，他说：“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接着便对政府的做法举例而言：“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的团体自制一种徽章，并不一定抗日，他们却把徽章装在口袋里，被日军捉去了就是死的证据，日没抗成，自己却死了。另有大学生穿军装练操，有照片保存，练操衣也不收藏，放在家里了事，连自己都忘却了，待日军发见，又必定是送命的。”鲁迅就此引深而说：“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接着，鲁迅又指出“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他们没有把心事放在抗战上。最后鲁迅说：“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是针对胡适的。胡适准备参加1933年8月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太平洋学术会议，他想讲些什么呢？胡适在3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日本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是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鲁迅得知非常愤慨，他在此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国民党的不抵抗，放任日本占领东北，还打到华北、打到上海，让中国民众丧失了抗战信心。1934年，就在鲁迅居住的上海街头弄里，都在叫卖《推背图》，意味着中国的失败是早已推定了的，迷信之风盛行。更有甚者，一位留学德国回来的名叫白同的人，大搞迷信扶乩活动，借着科学的幌子，说他发明一种“科学灵乩图”，以欺骗愚弄老百姓的手段，趁民族危亡之时赚钱发财。鲁迅见此愚昧无知状，于5月20日写《偶感》一文讨伐：“‘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国民党政府1930年6月策划了文学运动，假借“民族主义”名义，标名“民族主义文学”反无产阶级革命，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如黄震遐在《前锋月刊》上发表《黄人之血》《陇海线上》，大力反共反人民。“九一八”之后，蒋介石更是利用“民族主义文学”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行为鼓吹叫嚣，血性反共“剿匪”。面对嚣张的国民党文人，鲁迅在1931年10月23日发表长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深入的批驳。

鲁迅引用他们的文章，然后逐而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是对帝国主义有益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俄罗斯）——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

鲁迅所尽全力，是让被蒋介石政府打压的无产阶级文化者们更清楚地看清当前现实，鼓起革命的勇气，寄望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鲁迅最后写道——“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鲁迅先生不只是希望，而是亲自扛起这面被国民党打压的文化大旗，在抗战中起到先锋军的作用，为全民族抗战鼓与呼。他尽全力扶植被打压的青年作家，为他们的作品写序推广，单独编成《奴隶丛书》出版，在给萧红的《生死场》序中写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在给萧军《八月的乡村》序中，鲁迅写道：“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鲁迅亲自编辑出版的《奴隶丛书》有三部，除上面的两部外，还有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这三部作品，有力地支持了当时抗战中的左翼文学运动。

但鲁迅先生还多次与人谈道，他认为，当下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汇流的斗争鲜血都是大好的题材，能把这大好题材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这样的作品，他总还嫌太少。

鲁迅一边扶植无产阶级的左联青年作家，一边回击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在1935年11月21日，他写下长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他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鲁迅写下这样如鲜血一样敏感的句子，是他心里装着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五位左联青年作家，他于1933年2月7日至8日为他们写下被世代传颂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迅回击民族主义的汉奸文学家们是用鲜活的事实说话的，在国民党不抵抗下，日本轻松占据东北三省，在这样的国难面前，民族主义文学家们“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可是那么多热心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一路艰辛到了南京，却遭到国民党“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面对这样的现实，“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鲁迅最后预言：“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1934年春，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新的社会的起来”不会天上掉下来，也不会地上长出来，需要战斗，“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要紧。”

鲁迅在与民族主义文学酣战之时，自己的左联文学联盟内部却因抗战的方向迷茫了，其主要表现在不确定的口号上，口号就是引领的旗帜。1934年10月，左联成员周扬发表《国防文学》一文，他想以“国防文学”为口号，来拯救积贫积弱已到危亡之际的中国，但鲁迅看过文章却大不以为然，文章讲的是苏联的一个文学创作流派，难以融合中国民族的苦难深情，“国防文学”担当不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也有人提出“救亡文学”“抗战文学”等口号，鲁迅也不认可，鲁迅想得更深、更远，更全面，更彻底，范围更广，责任更重。

鲁迅经过对民族灾难的深入细致地思考，便与茅盾、冯雪峰商讨，于1936年6月1日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一时间，对两个口号讨论十分热闹，观点颇多，这便是记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口号之争”。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了“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学”等，因在抗日中，“国防文学”就有更多的人赞成。鲁迅则认为此口号有益，但还远远不够，包括全民族抗战的文艺内容，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意义非凡深远多了。

此时的鲁迅，已深为疾病所困，沉疴在床，难以搦管而为，但必须回答众友之疑问，他叫来冯雪峰，自己口述，让其代笔记录整理，然后由鲁迅修改确定后发表。

首篇是6月10日完成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在文中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一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

鲁迅进一步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此文，7月1日发表在《现实文学》上。茅盾读到此文非常赞同，并致信《文学界》：“我个人很赞成鲁迅先生在此文中的各项意见……所论略简，但虽然简，却是明确而且扼要，而且触及的现文坛的重要的问题，已经很多”。《文学界》也在7月10日刊载了此文。

然而，正如鲁迅在此文中所言：“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这就又诞生了由鲁迅口述，冯雪峰记录整理，鲁迅再修改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附加上徐懋庸的信，近万字，在1936年8月3日至6日完成，发表在1936年8月15日《作家》上。

鲁迅在此文中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鲁迅是共产党抗战的忠心拥护者和参入者，他参战所用武器就是手中的笔。鲁迅在这篇长文中，更加深入全面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重要性，“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要深刻，更有内容”……

鲁迅先生在生命最后的艰难时光，抱病领导促成了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一股文化上的抗日洪流，传递到延安，发展至全国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中国文化主流，成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精神力量。它与共产党的领导力量、革命理论、军事力量，汇聚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向外的反击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最深最苦的时代。他1902年（21岁）4月入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学习日语，1904年4月后，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学医，1906年1月在校内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看到中国人受欺侮的凄惨镜头，深受刺激，决心弃医从文，以文艺整治提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1903年12月，鲁迅在送给许寿裳的照片背面写下《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此诗表达了鲁迅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时年22岁的鲁迅，就有担起民族重任的远大胸怀，他深知自己的故乡被帝国主义侵占掠夺，“风雨如磐”是他心中沉重的民族伤痛。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字。在批判国民党文人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中，他说“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在《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中，他这样痛斥日本：“那就是十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日本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

但鲁迅反日和反世界列强是同时进行的。他在1931年12月25日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反日名文《“友邦惊诧”论》中就说：“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

什么是国联呢？它会为国民党的哀求主持公道吗？国联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全称为“国际政府间组织”，即“国际联盟”，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下，对外宣称“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公然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不敢放一枪一炮，放手将东北让给日本。蒋介石在南京发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他向国联申诉，哀求国联出面干涉，阻止日本侵略。这如梦幻般的泡影，国民党连梦都没有做完就被国联一耳光打过来了。

更有甚者，国联派一名叫李顿的英国贵族，带团于1932年4月到东北调查，该团由英、法、美、德、意五国派员组成，中国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作为中国唯一参团人参加（调查中，他没话语权）。该团到达东北立即会见了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汉奸，在调查几个月后，写出一份极为荒谬的近15万字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亦称《李顿报告书》，以尽力抹黑中国为能事，宣称日本占领东北理所当然，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了伤害，也由于苏联的扩张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使日本感到非常“忧虑”，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这地位是正当而合法的……

更令人悲哀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然在忍辱含垢中，厚颜无耻地称这份报告“明白公允”，他们在致李顿的感谢电报中说：“李顿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

鲁迅专门针对此报告和李顿本人后来的言论，于1933年3月7日写了《伸冤》一文，回击李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在这一群帝国主义的助威下，“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

国联当然知道蒋介石吃了亏，也让其暂缓一口气，有活下去的期盼，于是他们于1933年12月15日召开国联特别会议，搞出一个调解中日争端的决议草案。鲁迅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深入的欺骗，于次年2月9日写下《战略关系》一文，他揭穿了调解的把戏：“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不至于被国联否认。”这就是帝国主义们合伙来吞并中国。

在此文之前的1932年5月6日，鲁迅写下《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鲁迅在这里是把英、法等帝国主义在一战中对华人的罪行也讨罚的。所以，今日之国联又怎会帮助中国呢？

这些年，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抗战中，有一支“美国飞虎队”与日军作战，美国支持了中国抗战。这是事实，但这是1941年8月以后的事。我们更要清楚的是，日本之所以在当年侵略中国，除了日本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自身强起来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助纣为虐，给日本的大力支助。日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海上岛国，它背后的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前后，卖给日本大量的武器、钢铁、能源等战争物资，这壮大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在一份鲁迅签名过的宣言书中，分析日本出兵目的时说：“难怪国际联盟和美国政府实际上这样的援助日本！”

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支持中国抗战呢？是因为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妨碍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加之日本占领世界的野心，已然在中国之外的东南亚妨碍着美国的利益，日本的炮火快燃到美国本土夏威夷了，美国才醒悟过来，它支持日本是错误的，已经引火烧身，炮火对准美国了。

鲁迅对美帝国主义是从未抱什么幻想的，193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世界发表《和平保障宣言》，呼吁世界各国缩减军备制止军队越出国境作战。鲁迅在5月18日就写了《不求甚解》质问美国：“那么，美国驻兵中国，怎么解释呢？”美国官员则说“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美国难以自圆其说，“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美国的解释是令人非常扫兴的。

鲁迅面对日本的态度并非单一的，他是有多位日本朋友的，他的日本朋友都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鲁迅愿意团结日本这方面的反战朋友，这也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力量。

1932年7月11日，鲁迅作七言四句诗《一二八战后》，赠送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山本初枝曾写过一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短歌。

鲁迅诗：“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鲁迅是从心底希望山本初枝继续反战的。

当年12月31日，鲁迅又写一首诗《所闻》赠内山完造夫人井上美喜，诗为七言四句：“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内山完造生于1885年，28岁到中国推销治疗眼睛的药品，32岁在上海开内山书店，这里成为中日文化友人交流的平台，在这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友，为鲁迅多次避难提供帮助，还营救过进步人士如陶行知等，我们今天能读到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散文《可爱的中国》，当时手稿从狱中传到中国共产党手里，内山完造功不可没。他曾被国民党误为间谍驱逐回日本，鲁迅为他直言，他“只卖书籍不卖人血”。1959年，他来中国参加活动，突发疾病去世，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鲁迅给内山夫人的诗写尽当时的战乱景象：上两句写贵族生活，下两句写苦难贫民，诗境类似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常住上海的日本医生西村真琴博士，在战乱中的上海闸北三义庙拣到一只受伤的丧家之鸽，并把它带回日本喂养，后来死了，西村博士便在上海闸北建三义塔以藏，西村博士画了一只鸽子，附信寄给鲁迅，向好友鲁迅征诗相咏。鲁迅于1933年6月21日为其作《题三义塔》诗：“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诗的前四句，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后四句中的前两句，表达了鲁迅持久抗战的坚韧意志，是鲁迅对日持久战思想的简明表达；后两句表达的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这友好情义是用来抵抗日本侵略战争的。

诗中“劫波”是梵语，印度神话中创造之神大梵天，称一个昼夜为一个劫波，相当人间的四十三亿三千二百万年。后两句常被人引用，1982年7月，民主革命人士廖承志先生给台湾蒋经国致信就引用了此诗，望蒋弃前嫌，顺时势，推进两岸统一，表达了对两岸关系的期盼。诗句也被人误解，台湾作家李敖演讲时引用此诗，说鲁迅不骂日本人。

鲁迅对日本的另一种态度就是学习。鲁迅深谙日本人的认真态度。在1931年11月30日发表的《“日本研究”之外》中，就中国人研究日本的文章，他看了“这不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文章都是抄袭日本人的观点。他在此文中提出了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思想：“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

在日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侵略，奴化中国人民时，中央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军事上围剿红军，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崇洋媚外，鲁迅在1934年6月4日发表《拿来主文》一文，他主张对国外的东西要有鉴别的拿来，“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就如鸦片要避其害，并非把它扔掉，可以放进药房里去，供治病而用。1935年，日军已攻击华北，鲁迅还在强调“即使排斥了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味药，还是不得不买的”，可见鲁迅是非常认为中国正需要日本人的认真精神的。

在当时人们只有愤怒的目光中，鲁迅提出向敌人的优秀之处学习，让自己羸顿的身躯强大起来，这种极为奇妙的爱国智慧，很少有人懂得，鲁迅不仅懂得，而且能做到，不能不说他有超级的智慧，这在当时实属不易，极为难得。时至今日，能将鲁迅这种深奥奇妙的智慧全面理解复刻得最好的，我认为是华为老总任正非。

被误解的鲁迅

这些年互联网越发普及发展，李敖演讲中涉鲁迅的内容被截剪的小视频随处可见，还有一些人随声附和，也有传给我的。

鲁迅出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日益加深的年代，他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他勤奋好学，在日本留学时，已经通得日语德语俄语；他目击四方，洞察世界，他的世界是开放的，他自己也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此，鲁迅是欢迎任何人了解他、研究他、说谈他的，但必须实事求是，不可无中生有，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样既不尊重鲁迅，也有伤自体，更误伤了众多读者。

但鲁迅又受当时所处环境所限，他的生命只有55年，也会有自身的局限性，不可穷尽他想做的一切，但他进步的思想已经越过时空，穿过时代，影响了当下和未来。

2005年秋天，李敖在香港凤凰卫视上作了四次关于鲁迅的演讲，贬损鲁迅，口气狂傲。著名鲁迅专家林非先生看后心意难平，有很多话想说，提笔写下《李敖：信口雌黄说鲁迅》一文，发表在《香港作家》上。他直接指出：“李敖许多对鲁迅莫须有的指责，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无知和自我炫耀。”这句资深鲁迅专家的话，中肯地敲击了李敖的灵魂，李敖应该有所自省与悔悟才好。其实，李敖是“傍着”鲁迅向上攀爬的，仅举一例。他将个人的言论编辑六册《李敖语录》出版，又让其助手到北京鲁迅博物馆请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编辑五册《鲁迅语录》在台湾出版，把两种语录并在一起，他李敖多出一册，吹嘘自己比鲁迅强。

李敖说鲁迅的杂文“只有情绪，没有内容”，这又是胡说。看鲁迅1935年6月24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能悠悠然。”这是鲁迅多么明亮的沉稳的处事态度，他不是被情绪左右的信口雌黄的李敖，他写的每篇杂文都是就着真实的事件，以民族大众的利益为重去思考、去叙说的。

李敖再怎么自吹自擂，炫耀自己比鲁迅强，但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像鲁迅《故乡》这样的意象小说，也写不出如《藤野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忆韦素园君》这样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散文，更写不出让世界人都记忆深刻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

鲁迅创作的大量杂文使他自己成了著名的思想家。鲁迅的思想没有完整的体系，他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就着发生的事件，而阐发了自己独有的思考和见解，而这样的思考与见解却是当时无人可有的，现实又非常有用的，说到痛处的，把着病根之脉的。这让他的杂文并不好理解，并不好阅读，从林非先生的文章分析看，李敖的无知是他没有真正读懂鲁迅，没有搞明白鲁迅的深刻智慧，他还像读其他没有什么思想内涵的文章一样，以自己固有的常用的阅读模式和理解思维，去碰鲁迅深邃的思想硬核，他当然像走上死胡同一样，这于李敖是非常可惜的。李敖的轻佻言语，信口而来，还被一些人确信多么有才华，这倒是许多人的悲哀了，倘若李敖有他恩师殷海光先生那样的严谨治学态度，就不会闹出那么多的笑柄来。

但鲁迅是无所谓的，他早就先觉先知，他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就曾料到：“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忘，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鲁迅此语，说给他生前的已逝的好友韦素园，也说给他去世之后的自己。

鲁迅去世后，出现遗体上覆盖着沈钧儒先生题写的“民族魂”三字大旗与无数的群众自发哀悼送葬的悲壮场面，这是李敖不应漠视的，也难以漠视的。

（刊发于2025年9月4日《新华书目报》1630期 3～4版、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