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亭:文化散文是意象和生命的写作
来源:图书馆报作者:江水 魏锋

  在陕西乃至当代文坛,杨焕亭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其创作堪称独步,涉猎门类广,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体裁,他都实践过,并有不凡的建树,文学修养、审美修养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




  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往事如歌》被评论界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工农兵大学生题材的长篇作品;他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让人们在轻松的阅读中领略汉武大帝和武则天的历史风采,其中《汉武大帝》接连增印数次;在文学评论方面,他始终坚持“求实、科学”的学术精神,数十年来对本土作家的创作予以扶持、评价和推动,其评论文章《长安小说派及其与时俱进的嬗变》第一次在文论界提出了“长安小说派”的概念……

  著名文艺评论家、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的李星不止一次地公开评价:“杨焕亭无愧于当代历史小说大家!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传承中华历史文明有着执着责任感的人,也是陕西作家中少有的学问和文采兼得的人。”

  不久前,杨焕亭多年来精心创作的文化散文集《光阴》作为陕西省委宣传部2017年重点资助项目,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绵延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学现象的感性书写,把斑斓多彩的文化风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传递“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借此机会,针对创作和阅读的话题,《图书馆报》记者对杨焕亭老师进行了采访。


杨老师您好,《光阴》这本书,您是以历史意识、当代视角、哲学高度、文学思维,走进周、秦、汉、唐一个个历史意象和文化载体,力求实现对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审美表达,力求对一个个风流人物的精神世界给予理性的解读,请您具体谈一谈对散文创作的心得。

杨焕亭:散文创作在我的创作经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评论写作的同时,很重要的文学实践是从事散文创作。对于散文,我有以下的认知:

  首先,我认为散文是所有文体中最能体现作者文学敏感、艺术直觉和时代视角的体裁。它题材选择的广泛性、内涵承载的丰富性、结构开合的灵动性、非虚构的“真实性”以及话语系统的自由度,都使得它比小说能更直接地感知时代变革的旋律,比诗歌能更质感地反映人的情感、情绪的复杂。一部中国文学史,散文要占到半壁江山。先秦文学史基本上就是散文史,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最能够实现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表达。在那个“方今万乘相争时,游者主事”的时代,诸子百家都留下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这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小说作家纷纷改弦易辙,投入散文创作的重要原因。如写过几部战争题材的李存葆、写过不少报告文学的韩静霆、写过宗教神圣题材的张承志、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梁衡,这几年都不断有散文作品以飨读者。张承志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散文写作:“如今我对小说这种形式几近放弃。”“散文也许是我的一种很迟疑和矛盾的中间物吧!我非常喜欢这样写。”

  其次,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偏重于文化散文的创作。这方面的作品数量比较多,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这里重点谈谈对文化散文的写作体会:

  一是,我以为文化散文是一种意象写作意象是客观物象的主体化和抽象化,作者对审美意象必须有一种哲学的视野。文化散文不应当是教堂礼拜时神甫吟诵的赞美诗,也不应该是抒发闺怨春愁、小忧小乐的消闲碎语,它应当是远古的涛声、历史的足音、时代的风景、思想燃烧的晶体。它应当是人类“历时态”和“共时态”存在的艺术呈现,从而带着人文关注的融融暖意。

  二是,我认为文化散文是一种生命写作林林总总的文化意象,不过是作者生命律动的载体,而不是一堆“泥古”的旧物。作者的写作姿态是紧密连接“地气”的,作者的目光始终是时代的。在价值取向上,倾情于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探微。在叙事架构上,注重“线”与“块”的结合,具有时空纵横的自由挥洒。在语境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文气”美学观,偏于豪放但不废婉约,打着浓郁的主体认知烙印。《光阴》中有一辑分别写了中国文化史长河中的“梅兰竹菊”几种审美意象,是因为在这个浮躁和喧嚣的年月,“梅兰竹菊”所象征的文化人的情操品格和人文精神正在流失,或者淹没在一片粗俗和媚俗的文化氛围中。我的呼唤,也是为了一种“复活”的救赎和涅槃。因此,我的这些解读既同历史上的“君子”意象保持着承接关系,也有着我对现实生活的人文感知。

  三是,我以为文化散文是一种知性写作这当然不是指引用了多少名典和掌故,或者拈来多少唐诗宋词的佳句和丽词,而是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深度。事实上,有些作家不引用照样能写出高质量的散文。我的引用常常被指为“掉书袋”,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行为习惯。

  四是,我以为文化散文是一种灵感写作灵感这个概念,中外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灵感就是文学意象与现实生活碰撞而发生的一瞬间的“触机”,没有这种“触机”,形不成创作冲动。

  与其他文体一样,散文创作也是多姿多彩、流派纷然的。我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与农耕文明的血缘联系使我对工业时代的乡村和农民有着一种现代人的大乡愁情结。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历史,故而,又总是喜欢以历史意识、当代视角、哲学层面、文学思维,走进周、秦、汉、唐一个个历史意象和文化载体,力求实现对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审美表达。


您在后记中写到,在整理这些文稿时,功夫主要在瘦身上,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删减,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焕亭:在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领域,我自认是一只笨鸟,也不习惯于被人称为“作家”,当然也就不以此自诩。因此,整理这些文稿,对于我,不啻为一次涅槃和重生。

  在日益进入老境的氛围中读自己早年的一些作品,我自己常常陷入一种略带沉重的反思。不用说,那些文字让我仍然穿过岁月风尘,依稀感受到早年的青春激情、中年的志博云天。然而,那种因阅历带来的瑕疵,总是引发我深深的惭愧和汗颜。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读下去,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斟酌下去,及至完稿,删去的竟达数万字。而这其中的不少篇章,在当时我是津津自赏的,但现在一读起来,就感到有些别扭,有些不接地气。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久远的故事,说宋代散文名家欧阳修将《醉翁亭记》完稿后,张贴在城门口征求意见。最后,竟然将数十字的山景描写简化为“环滁皆山也”5字。我自己充其量就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自知不敢与先贤比,但当我效法前辈,把“手术刀”面对自己的时候,才真体味到那是一种经历“割肉”“割爱”的苦功。好在我自己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从来对自己没有“宽容”过,因而,把整理的过程视为重新学习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对于“传统与世界的相遇”这一命题您是如何理解的?

杨焕亭:习总书记曾对“文化自信”这个命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没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润,信仰就难以深沉和执着。”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传统与世界的相遇”,乃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世界格局的遭遇。第一个层面是对中国传统高度的自信呼唤这种相遇。2003年,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与狼共舞的思绪”。我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遭遇怀着一种惊惧和防范心理,要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融入世界和熔铸外来文化的能力。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到海外去传播中国文化。这就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大概是老夫子生前所没有想到的。第二个层面是中国传统有改造和重铸世界文化的能力。新时期四十多年的岁月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相遇,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格局就不可能打破,也就不可能有先锋文学、新写实、新历史小说等文学思潮。然而,认真读一读这些标榜前卫的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些现代主义思潮实际上已被打上了民族化的烙印。莫言的《生死疲劳》出版后,山东大学教授、蒲松龄研究专家马瑞芳就指出,它不仅是魔幻现实主义,更是对《聊斋志异》叙事传统的继承。


现在,“全民阅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请讲一下您个人的读书生活,并在阅读推广方面提一些建议吧。

杨焕亭:意大利作家伊斯塔·卡尔维诺有一句话:“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仅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关,也与自己的兴趣有很大关系。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养成了记读书笔记的习惯。尤其是近十年来,每年的读书笔记都在十几万字。我在写作《汉武大帝》时,曾经将《资治通鉴》和《史记》中的几部分读成了碎片,爱人用线绳重新装订,又包了书皮后才掩盖了其“沧桑”的面容。我的另一个阅读习惯,就是喜欢联想。例如我在读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时,就油然联想到文化多元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中一些人的价值迷茫,联想到工业时代人的精神漂泊。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十分关心国内外文学生态的转型或变化,努力从国内外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以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思维。就我个人的读书生活来说,从早期的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拉美文学到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库切、爱丽丝·门罗、略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美国作家福克纳、凯鲁亚克的著作,都曾经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国内作家的作品,我还是比较喜欢柳青、路遥、陈忠实和张炜的作品。之所以喜欢这些作品,是因为它们是经典,只有向经典靠拢,才能让自己永远站在文学前沿。

  说到阅读推广,我觉得应该在国民中唤起对经典、对知识、对科学的敬畏感。我们的祖先在读书前讲究“焚香净手”,我们当代人虽然不宜“东施效颦”,但以宁静的心态进入读书境界却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要有一种很好的机制,例如农家书屋就是一种很好的推广形式;其次,要大力营造“书香中国”的浓郁氛围,使得国民有一种“不读书,无以立”的紧迫感;再次,要完善鼓励阅读的激励措施,像寻找“最美教师”“最美医生”那样,在全国寻找“最美读者”。我相信,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一定能够在国民中培养起好读书、读好书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