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发出更大、更强的“中国声音”

　　胡鞍钢，浙江嘉善人，1953年生于辽宁鞍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情（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先后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创建并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于2015年入选中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首批25家试点单位；从1998年至今主编高端决策内参《国情报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累计报送1300余期，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百余次。

　　胡鞍钢著作颇丰，其代表作有《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国情与发展》《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决胜百年目标》《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等。其中，《Super China——对超级大国中国的未来预测》一书登上了日本著名网络文摘“SERENDIP”的官方网站。该书英文版《China in 2020：A New Type of Superpower》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不仅得到希拉里·克林顿的力荐，还被印度、韩国等多个国家引进。

　　记者：最近，您的新作《2050中国》前瞻性地提出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及战略步骤。请问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记者：根据您多年对中国国情研究的结果，请问您如何认识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方位？

　　胡鞍钢：回顾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砥砺奋进、锐意进取的路线图: 1949年，5亿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一起站起来；1978年，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10亿人民一起改革开放富起来； 2000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12亿人一起建设小康社会。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断强化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文化因素的过程，仍然是不断发挥后发经济优势、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中国文化优势的过程。“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既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机遇时期，也处在第一个百年目标胜券在握、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徐徐开启的时期，更处在国际“新全球化”和国内“新常态”的大格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在新形势下的认识、作为和担当。全面审视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这“两个大局”的发展大势，全面体察和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并且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和因应得宜，我们就一定能继往开来，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记者：您认为当代中国研究如何“走出去”？

　　胡鞍钢：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并与中国打交道，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一项新兴的研究学科。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绝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但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有自觉意识、主动意识，即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力争有一席之地，进一步形成更大的、更强的“中国声音”。

　　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史著作应当是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我认为这是一部最有参考价值、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史，因而自1997年开始，我就开始频繁地、大量地引用麦迪森的研究成果，这成为我自己学术研究的国际背景和重要数据来源。2005年，林毅夫和我专门邀请麦迪森来中国访问并讲学。2009年，我在法国巴黎参加国际能源署的咨询时，还专门拜访了麦迪森，与他谈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加快中国追赶美国的进程。2010年，麦迪森更新了数据，即2008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96%，这就意味着2009年，美国是负增长，中国仍然保持在9.2%的高增长，实际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麦迪森的数据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如何研究当代中国及其历史的范式。在麦迪森逝世的同一年，我撰写了《麦迪森的数据与预言》一文，认为麦迪森验证了毛泽东的设想，即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提出用五六十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最令人惊叹的是，他早在2007年就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07%；203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38倍。

　　事实上，我们作的所有的中国研究都是在与国际同行竞争，而这一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常常是他们先做在前，我们在后，有时也会出现同时竞争。如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如何发出“中国声音”？就需要知己知彼，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是如何做的，我们应当如何向他们学习，又如何创新自己的学术成果。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划“走出去”，这些年来已经出版了二十余部外文著作，语种包括英语、日语、韩语等。今年日本侨报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我的两本著作《中国新发展理念》和《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日文版，受到日本知识界和公众关注，为日本社会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打开了新的窗口。

　　记者：您作为国情研究领域的专家，本身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阅读大量的书籍。在阅读领域数字化的阅读方式有逐步取代纸质阅读的趋势，您是如何看待“数字化阅读”的？

　　胡鞍钢：中国是世界上数字化技术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由“读纸质书时代”转向“读数字屏时代”，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既是进步，又是问题。无论是“读书”还是“读屏”，都有一个选择问题，即在有限的时间、精力、注意力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在我看来，“读屏”越来越普及，获得的信息与知识越来越碎片化，看起来人们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实际上却大大地影响了人们通过系统化阅读对专业化知识的获取。

　　阅读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是获得专业化知识、系统化知识的基本手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阅读浅则学习浅，阅读深则学习深。我们既不要成为“书”的奴隶，也不要成为“屏”的奴隶，而要做它们的主人，使它们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对信息的掌握和利用。

　　记者：您认为在“数字化阅读”时代，我们应当如何阅读？

　　胡鞍钢：“数字化阅读”时代，我们需要面对如何阅读的问题：如何利用“数字化”的技术条件便捷高效地获得信息和知识？如何挖掘“读屏”的巨大潜力？又如何保持传统书籍时代的阅读习惯，能够深读书、精读书、细读书？我们能不能将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有机结合起来？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阅读的目的和类型。不同的阅读目的就有不同的阅读类型，阅读的目的决定了阅读的类型，而阅读的类型又服务于阅读的目的。通常，我们阅读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是为了获得信息、知识，我称之为“知识银行” 的储蓄；二是为了创造新信息、新知识， 我称之为“知识银行”的产出。

　　其次，阅读本身需要动笔（也包括用电脑）作文字记录，而不仅仅是大脑的记忆，因为后者总是不准确的、不全面的，而前者才是真正的“白纸黑字”，即使一时遗忘也不要紧，还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的方式来查找再现，不仅准确，又加强了记忆。

　　在我看来，没有文字记录， 就很难有准确的记忆，毕竟随着时间的延长，人们会越来越难以保持原有的记忆。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就需要不断地对已有的信息进行“复习”。 “数字化阅读”时代提供给了我们在阅读中克服遗忘障碍的最好手段，它不是记忆，而是记录。凡是我们能够阅读的信息都可以高效率地记录下来，从而大大地增加了“ 知识银行”的信息储量、知识储量。

　　“数字化阅读”时代的阅读，本质上就是建立自己的“知识银行”，为获取、记录、储备所需知识提供了最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