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向柳青学习什么

　　柳青，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创业史》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代表作，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其精神遗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不久前，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提到党政干部要学柳青，接地气。习近平说：“‘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这句话我是听我们的人民作家柳青说的。”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提到柳青，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也提到：“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柳青的创作精神，对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高度评价，鼓励当代作家向柳青学习。

　　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我国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阎纲今年已85岁高龄。他曾6次拜访过柳青，对柳青非常熟悉。那么，就让我们通过阎纲走进柳青的创作世界，想必别有一番意味。

　　记者：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三位著名的陕西作家中，路遥反复研读《创业史》共7遍，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陈忠实说，他只见过柳青一次，“还是他在上边讲，我在下边听”，称柳青是“伟大的作家”，也7读《创业史》，耗时6年创作《白鹿原》。贾平凹说，他那时年轻，读柳青，称柳青是作家的一面旗帜，却缘悭一面。而您在18年间多次拜访柳青，真是难得！

　　阎纲 ：从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第一次拜访柳青算起，到1978年柳青逝世的18年间，总共6次拜访柳青。我熟悉柳青，但没有深刻理解柳青。现在纪念柳青，就要深刻理解柳青、继承柳青。

　　在文代会召开前一年的1959年4月，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开始在《延河》杂志上连载，同年《收获》转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7月22日，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文艺报》工作，专程看望柳青。

　　“你看了书是咋想的？”寒暄几句后，柳青就把话题转到《创业史》。

　　“首先是《创业史》的语言吸引了我，好像是家乡来人了，亲口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我跟你没话！’‘咱就是这话！’听来真实亲切，一点隔阂也没有。”

　　“那里面的话，外地人懂不懂？”

　　“北方人没问题，越土越亲，南方人怕是要大打折扣。”

　　柳青在文代会上发言：“短短的几年，就把一个几千年落后分散的社会，从根底上改造了。庄稼人现在成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公社社员。时代赋予中国革命作家光荣的任务——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思想意识的改造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对党的无限忠诚……”

　　此后再见，我向柳青请教《创业史》的写作和评价。

　　柳青说：一个作家要写作，必须向人民负责，出发点是人民，表现的是人民，写出来后说好说坏也是人民。一个作家本事再大，也不能把人民表现得天衣无缝，《创业史》还要不断修改。

　　他接着说，写作品，不要梦想轻而易举就能够成功，而是要经过读者反复地看、反复地争论。一部作品出来，必须创造机会，进行原则性的争论，让人家提出最严格的要求，容许人家最充分地分析书的缺点，也容许有人辩解。辩解的人不算绝对肯定，分析缺点的人不算抹杀成就。然后，看群众的反映。广大群众评判作品，既快又准，一定要交给群众。这是我们文学登峰造极的、唯一途径，但也是非常崎岖的、艰苦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应该争取经过争论，“这是我一条最重要的意见。”

　　我问，“你的写作计划是？”

　　柳青说：《创业史》计划写4部，一直写到公社化。也许写不完，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周折？“写《创业史》的目的，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歌颂新农村怎样诞生、新农民怎样成长，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光荣任务。”

　　柳青穿着很朴素，满口浓重的陕北音调，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着智慧的光芒，脸上带着旷野里长大的庄稼人的黝黑和坚实，没有书房里坐大的知识分子的纤细、白净和文静。通过眼前的柳副书记（他在长安县兼任县委副书记），我好像看到了《创业史》中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对杨副书记的印象更加具体化了。而我又从杨副书记的身上，进一步认识了柳副书记。

　　记者：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柳青重病住院，您那时正回西安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特地去医院看望了他。那次的交流，您的印象很深是吗？

　　阎纲：1977年11月14日上午，会议结束后，朦朦细雨中，我到陆军医院看望似乎久别的柳青。柳青躺在明亮的病房里，鼻子插着氧气管。我与他聊起读者对《创业史》的好评和某些看法，说：“有位同志激动地说，写农业方面的伟大作品是《创业史》。”

　　柳青郑重其事地说：“任何作品，假若是优秀的，那么，它必定是为群众所公认、在群众中享有最高威望的作品。这种作品是少数。你的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用不着评论家担心，群众一下就能够确定。评论家不相信群众的评论，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又加重语气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再高，但不在读者群众中间经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了。”

　　他闭了闭眼睛，休息片刻之后，又神情肃然地说：“作品是自生自灭，还是不被遗忘，全部力量都在作品里头。作品以外，任何评论家都给你加不上去。高明的评论家，能够发现作品优秀与薄弱的地方，能分析得比较细致一点，提到一定的高度上，让作者与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不过，评论家的影响是暂时的，长远的影响在作品里面。”

　　又说：“你们搞文艺批评，不要列一系列书名，给作品排队。说哪本书，就是哪本书，具体分析具体内容，一本一本来。拉在一起开书单，好像代表官方，其实这样不符合文学的特点。也不要搞‘重评’，‘重评’给人的印象是重新评定、重新肯定。难道别的作品都要重新肯定？‘文革’以前的都评错了？”

　　此时，一位女军医进来查房。我退了出来，在病房外等待医生出来。我询问了柳青的病情，央求她说：“他是一副硬骨头，了不起的作家……大家把他托付给你们了！”

　　记者：半年后，柳青又来北京，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二次来北京，人们非常担心他的病情。您对他的那次探望，是最后的一次吧？

　　阎纲：1978年5月的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让我到朝阳医院去，说柳青找我，顺便带上几期《人民文学》。到了医院才知道，他这次到北京，是有同志设法把他转到北京治疗，并非病情恶化。

　　“过一天是一天，又拖了整整半年。”柳青盘坐在病床上侃侃而谈。

　　“这半年你不简单，《创业史》第二部下卷在《延河》陆续发表了，我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第二部里有什么新东西还暂时说不出，因此先不要写评论文章，还不到时候……一个作品出来，要让人把缺点和意见说尽，我的书不能说全好。要分析形象，就作者的意图和形象达到的程度进行评论，不要评价太高。”柳青举了个例子：“有些作品的争论，是思想的争论，而不是文学的争论。有些作品作为传统教育可以，作为文学水平则不高。还有一些作品，经不起问几个‘为什么’，一问就倒了，比如某某人物，他的觉悟、他的仇恨从哪里来的？他付出了生命，但他的英勇、他的牺牲精神从哪里来的？是从教育中来的？生活中来的？先天血统中来的？光说不行，要问形象达到了没有。我在写作中，所谓的‘创作苦闷’，大多来自这些方面。”

　　柳青忽然问道：“知道一本叫《战争风云》的书吗？”

　　“知道，是一位美国记者写的长篇小说，受到过尼克松的推崇。”

　　柳青让我给他介绍书中的人物、结构和写法上的一些特点，让我把《战争风云》借来给他。看上去柳青在作创作准备，实现在年内修改完《创业史》第二部的计划。

　　关于《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构思情况，柳青说：“下卷有几章要写县上开会，省委书记出场。”柳青沉浸在艺术世界的遐想中，走进1954年合作化时期的蛤蟆滩，顿时面部表情活跃起来。“写县城，是不想把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当然，要以村子为基础。省委书记是个重要人物，这个人还去过苏联。本来不想让省委书记在第二部出现，但还是先出来了，我怕写不到第三部。”

　　陪护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听到我们谈话，高兴地插话道：“爸爸近来精神很好，饭也吃得香，有时看不住，一个人会偷偷下床跑了。”

柳青笑了，我也大笑不止。看见柳青大口大口吃着碗里的酱肉，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此时，姚雪垠和江晓天来了。鹤发童颜的姚雪垠现身说法，证明生命在于运动，62岁不算老，劝柳青增强信心，安心养病，把四大部作品完成。

　　“比你是不行了！”柳青端着酱肉碗，语调并不灰心……

　　万万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传来柳青逝世的消息。我的泪水直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几次提到向柳青同志学习，为此，中国作家协会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在京联合召开纪念会。您在会上是如何认定柳青的历史价值的？

　　阎纲：纪念柳青，就是为了深刻理解他、继承他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同时强调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核心内容是两条：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发现心灵美，创作真善美。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柳青创造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