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写作就是把生命凝固到作品中去

近日，上海作家叶永烈应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到北京宣传其新作《文化巨匠傅雷》。《图书馆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叶永烈分享了他从11岁开始发表诗作到78岁依然笔耕不辍这一“常人所不及”的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此外还有《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钱学森传》等。新著为135万字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邂逅美丽》。

记者：您创作上经历多次“转轨”，请您分享一下背后的心路历程。

叶永烈：我中学时期写了近千首诗。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读的理科，同时喜欢文学，所以很自然地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这类科普作品、科幻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科普不能反映自己对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所以就转到纪实文学创作上。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写作技巧的成熟，我认为现在写长篇小说是合理的“回归”。

记者：您在纪实文学创作上批判“东拼西凑”，那么您认为合格的纪实文学要具备什么条件？

叶永烈：我提出“两确”——史观“正确”、史实“准确”，我的作品是按照这“两确”来写的。在历史观上，作家对重大历史事件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必须符合党的相关方针政策。就史实而言，必须符合历史史实，不能胡编乱造。

记者：您在搜集写作素材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叶永烈：这种故事有很多，我在此分享两件事。1921年7月30日在上海李公馆举行中共一大闭幕式，突然闯进来一个侦探，问“王主席在吗？”李汉俊说这里没有王主席，那个人就走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马林当即让大家赶快解散，众人从前门匆匆走掉了。十几分钟后，那个侦探带了十几个法国巡捕房的巡捕进来搜查。那个侦探究竟是谁，历史上一直不清楚。我在1989年写长篇报告文学《红色的起点》时，偶然采访到当年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薛畊莘，从他口中得知那个侦探是法租界巡捕房中国科的科长程子卿。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一位作家在采访中发现，是很难得的。现在很多有关中共一大的研究都提到：作家叶永烈首次揭露了这个历史疑案。

再如写《胡乔木传》时，我得知周恩来总理曾关照胡乔木的警卫员记录他在“文革”初期每天的活动。我找到胡乔木的警卫员高仁山拿到这个笔记本，这才有了研究胡乔木“文革”初期行踪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有了非常准确的历史依据。

只要在采访中不怕辛苦，就会有很多新发现，就像侦探破案一样，能找到很多线索。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经常从上海去北京做采访，那时候没有手机，也很少打出租车，都是坐公共汽车来回跑。因为我与公安部关系密切，所以当时就住在公安部招待所或者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被保安笑称为“上海局的便衣”。之所以能采访到陈伯达，也是得到了公安部的同意，所以我的采访也挺传奇的。

记者：在当时信息交流不够通畅的条件下，您创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时受到了哪些读物的启发？创作优秀的科幻小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于1961年，当时我21岁，在北京大学读大四（六年制）。那时科幻小说的创作交流环境很闭塞，我当时几乎没有读到世界科幻小说领域的名著，没有看过儒勒·凡尔纳、阿西莫夫的作品，只能找到一些苏联作家的并不出名的科幻小说。此外，我当时喜欢看童话，比如《洋葱头历险记》《格列佛游记》等等，这些作品对我的创作很有启发。其实写这部作品主要是因为在北大可以看到众多最新的科技杂志，可以了解科技前沿和趋势。我不太了解中国当下的科幻小说，现在已经不关注这一领域了。至于创作科幻小说的素质，我觉得需要具备三点六个字——“科学”“幻想”“小说”，即懂科学、有幻想力、会写小说。

2017年8月我出版了28卷《叶永烈科普全集》，基本收录了我1983年以前的科普作品，为我的科普创作画上了句点。其实科幻作家更像“夹缝”里的作家，这类作家最好是理工科出身，同时又有很好的文学素养。

记者：您戏称自己是创作长篇小说的“70后”（70岁以后才开始写长篇小说），您的创作动力源自哪里？是在写作上有什么夙愿吗？

叶永烈：一个国家应该有几艘航空母舰，一个作家应该有几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体现。我之前写过纯文学的小说，但是以中短篇居多。现在在三年里一口气写了135万字的“上海三部曲”，一是采访量大，人生阅历丰富；二是创作经历丰富。所以现在写长篇小说是水到渠成的。

记者：您在如此高龄写长篇小说，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这种自律意识是怎么贯彻下来的？

叶永烈：更多的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写作。对我来说写作就是生命，写作就是凝固的时间，我把我的生命都凝固在作品中。我目前在整理100卷的《叶永烈全集》，每卷约有50万字。现在已经出版了科普的28卷，还在整理其他体裁的作品。

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在大学时代写了很多作品，出版了很多书。现在我晚上几乎不看电视，因为电视剧的庸俗化现象非常严重。我喜欢看一些有助于重新学习的节目，比如《开讲了》《朗读者》《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等高档次的文化节目。我会在《开讲了》节目中，听取关于量子通讯、密码学、深海探索、高铁设计等前沿科技的介绍，因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课题。

一个人一辈子要处于不断学习的状态，要关注方方面面的信息。我写了《科学家故事100个》，为写这本书我很注意关注科学家的动向。比如之前介绍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但现在介绍他是中国科学家（曾是美籍华裔科学家），因为他最近加入了中国国籍。作家要抓住这些信息并且补充、修改到书的最新版本里。我平时获取信息的来源还有《新华每日电讯》、新浪网、凤凰网等。

记者：在您写作的几十年里，对读书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已过古稀之年，您现在的阅读状态是怎样的？

叶永烈：书是有身价的，如果你不向它请教，那它不会理你。读书人要有谦卑的心，因为书就是前人的经验，就是知识的宝库，你应该从中求宝。

我阅读的黄金时代在中学和大学。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多读书，打好地基。我现在忙于写作，各种会议、讲座等社会活动很多，工作负荷很重，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大部头的书了。但是我也会通过其他渠道学习新东西，比如前面提到的优质的电视节目、新闻资讯等。我也读最新的书，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

记者：2014年您陆续把大量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手稿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并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被收藏，是一大喜事。回头来看，您过去与图书馆有哪些情缘？

叶永烈：在中学时期我就有三个图书证，一个是学校图书馆的，一个是温州市文化宫的，另一个是温州市图书馆的。一到暑假，我就用三个图书证轮流借书。我的大量阅读是在中学时代，那会儿把家里四个大书柜的书都读完了，因此与图书馆结缘。我父亲也很喜欢文学，他写诗写得很好，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我考上北京大学，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北京大学有系图书馆、校图书馆和各种阅览室。那时候我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书包放在图书馆里，占个座位，再去吃早饭，除了上课，我的一天几乎都在图书馆度过。

我与两家图书馆关系密切。一家是浙江图书馆，另一家是上海图书馆。在“文革”开始前，我的岳母把我的岳父的遗著——《资治通鉴》的研究专著《通鉴事纬》等手稿捐给了浙江图书馆，这才使得这些手稿得以留存。

另一家是上海图书馆。我是在1992年开始用电脑写作的，之前的手稿、五六千封书信、大批采访录音带、档案等资料都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保存我的作品，并将其定名为“叶永烈专藏”。我目前已经捐了50箱材料了，即将再捐10箱。上海图书馆离我家很近，我认为捐给他们很合适。

从中学图书馆到现在的上海图书馆，我与图书馆确实很有缘分。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海洋，它还是保存书信文稿的好地方。

记者：请您给读者推荐几本读物。

叶永烈：首先是《傅雷家书》，因为我采访了傅雷的亲人朋友，很了解也很欣赏他，他与儿子的通信对人很有启发。其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里面收录了毛泽东全部的诗词和鉴赏文章。再就是巴金的《家》《春》《秋》，这12298里面描写了那个时代以高觉慧、高觉民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曹禺的《雷雨》我也很喜欢，它反映了那个年代大宅门内部的斗争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