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人心中的清华馆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创建于1911年，是美国以“庚款退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清华学校，建小规模图书室，称清华学校图书室。1919年建独立馆舍，更名清华学校图书馆，几经变迁。1991年，由邵逸夫捐资兴建的新馆“逸夫馆”落成，馆舍总面积增至27820平方米，阅览座位2800席。至2003年底，馆藏总量已经超过300万册。

　　相比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还是清华人与清华馆的点滴故事更为生动、有趣。

钱钟书和杨绛

　　钱钟书，1929年入学。一进校便狂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颇有彼可取而代之也”之气概。他后来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李慨然叹日：“当今之世，谁还能作此言，敢作此语？”并谓钱是“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

　　钱钟书的确是当时馆里借书最多的一位，据说很多工具书的借书记录上都留下他的名字。他还习惯在书上眉批及划线。据他同班同学饶馀威回忆说：“他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另据甘毓津回忆：“他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称最爱清华大学图书馆。她回忆刚一入校，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

　　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

　　学者资中筠女士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而这竟是她非要考清华大学的原因之一。

季羡林

　　季羡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撰文写道：“想到清华图书馆，一股温馨的暖流便立即油然涌上心头。”

　　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

　　专就图书馆而论，在当时一直到今天，他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的。光是那一座楼房建筑，就能令人神往。淡红色的墙上，高大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爬山虎。解放后，曾加以扩建，建筑面积增加了很多。但是，整个建筑的庄重典雅的色调，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与前面的雄伟的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大礼堂，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一点也不显得有任何逊色。

　　至于馆内藏书之多，插架之丰富，更是名闻遐迩。不但能为本校师生服务，而且还能为外校，甚至外国的学者提供稀有的资料。根据我的回忆，馆员人数并不多，但是效率极高，而且极有礼貌，有问必答，借书也非常方便。当时清华学生宿舍是相当宽敞的，一间居住两人，每人一张书桌。在屋里读书也是很惬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到图书馆去，那里更安静，而且参考书极为齐全。书香飘满了整个阅览大厅，每个人说话走路都是静悄悄的。人一走进去，立即为书香所迷，进入角色。

　　我一想到清华图书馆，就有一种温馨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清华图书馆。”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回忆说：

　　“清华每年经费一百二十万元，其中百分之二十指定为图书仪器经费，不得挪用……当时，清华成了买书的大主顾。琉璃厂各书店都有专门跑清华的小伙计。图书馆门庭若市。除了书籍之外，历史系还收买档案。故宫收藏的明清两朝档案，有时都当废纸卖了。历史系收买这些档案，一批就是几百斤至几千斤。”

　　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194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她回忆道：

　　“我喜欢那大阅览室。这里是那样安静，每个人都在专心地读书，只有轻微的翻书页的声音。几个大字典架靠墙站着，字典永远是打开的，不时有人翻阅。我总是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上。因为出入都要走一段路，就可以让自己多坐一会。在那里看了一些参考书，做各种作业……

　　四年级时，便要写毕业论文，可以进入书库。置身于书库中，真像是置身于一个智慧的海洋，还有那清华图书馆著名的玻璃地板，半透明的，让人觉得像是走在湖水上，也像是走在云彩上。真是祥云缭绕了。”

于光远

　　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起清华校园生活时说：

　　“清华学生当时住的条件比现在好得不知道多少，两个学生住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但是清华的学生还是不在自己的房间做作业，都去图书馆。图书馆离学生宿舍很近，我住的新斋离图书馆更近。清华学生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很长很长。究竟占多大比例那就说不好了。同学们常常带着课本、笔记和课内作业到图书馆去，图的是那里特别安静和集中整个注意力读书的气氛。在图书馆内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如果有人说话，声音稍大了一点，让别人听见了，马上会有人向他行注目礼，再出声就会听到毫不客气的嘘声。我和同学们大致一样，只是我是不重视课内作业的学生，而查阅专业刊物，物理系的图书馆很方便。我坐在这个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不少，但后来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清华图书馆的时间就相对少了一些。‘一二·九’学生运动宣言中所写的‘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确是当时北平许多学生的心情。”

文洁若

　　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说：

　　“然而，最吸引我的要算是图书馆了。”

　　除了上课、一日三餐和睡觉，只要图书馆不关门，我必然坐在里面，徜徉于书海之间。我不善于交际应酬，甚至跟同屋的女生都没怎么聊过。倒是当望眼欲穿地等着开馆的时候，跟同班的英若诚、闻立鹤各闲聊过一次。

　　阅览室共两个，一大一小。我偏爱小的，灯光较亮，环境也较幽静（翻看旧校刊我才知道，日军侵占前，阅览室里还为每一个人备有一盏台灯！）。小的没有空位子，才进大阅览室。有几次，连大的也座无虚席，只好改变当天的计划，借本英文小说，带回宿舍去读。

　　如今清华也有了新图书馆（“逸夫馆”），建筑设计等等肯定要比我呆过的那一座先进。然而，我心目中的清华图书馆依旧是那座老的，那是我的乐园。莘莘学子，负笈清华。只要一提到母校，我就心潮起伏，激情满怀，在清华图书馆埋头读书的往事历历在目……”

　　核物理学家彭桓武：

　　“从1931年9月我有幸进清华大学起，便十分喜爱那图书馆：宽敞整洁的新老阅览室，玻璃地板的书库，楼下分立的各个报纸架，以及办理借书还书的干练职员们。先进的管理制度，细致到位的工作，创造出图书资源的良好利用条件，给读者温暖和便利。比如，各门课程的指定参考书皆集中于大阅览室，凭借书证抵押阅览，公共阅览书和工具书则放置于阅览室内柜中或架上，任读者随意使用。清华大学图书馆好比一个阔海，任凭青年之我在其中做各式的鱼跃。如鱼得水，是幸福，是享受，也是养育。这种经历是一生难忘而乐求再现的。”

　　清华图书馆也曾用于避难。

　　据清华图书馆管理员毕树棠日记载：“（1937年）七月二十八日：闻昨夜城郊有战事……八时许，离寓（在成府村）到清华，见多人皆群集于科学馆、图书馆楼下避难，时时有流弹在空中飞过，北面枪炮声甚密，午间稍平静，传廊房车站昨夜失守，今日为二十九军敢死队夺回，一壮烈之血战也！”

　　另，与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的浦江清教授，当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常带着几个烧饼钻进图书馆备课，有时甚至被锁在馆内。重返北平后的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

　　“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自清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古籍采访方面，一直得到众多国学教授譬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不少有价值的古籍由此得以人藏。后来的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人的研究工作，既得益于已有馆藏，也由于图书馆采取根据教授教学或研究需要而购书的做法，使得馆藏在围绕他们各自研究专题的服务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提高。吴晗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仰仗图书馆。他说，“图书馆最大使命是在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学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满足他所探讨的事物。”吴晗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读《明实录》时，注意到书中关于胡惟庸党史案记载诸说不一。于是决定以此为课题深入研究，终于推翻旧说，得出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