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人心中的清华馆

来源:图书馆报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创建于1911年,是美国以“庚款退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清华学校,建小规模图书室,称清华学校图书室。1919年建独立馆舍,更名清华学校图书馆,几经变迁。1991年,由邵逸夫捐资兴建的新馆“逸夫馆”落成,馆舍总面积增至27820平方米,阅览座位2800席。至2003年底,馆藏总量已经超过300万册。

  相比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还是清华人与清华馆的点滴故事更为生动、有趣。


钱钟书和杨绛


  钱钟书,1929年入学。一进校便狂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颇有彼可取而代之也”之气概。他后来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李慨然叹日:“当今之世,谁还能作此言,敢作此语?”并谓钱是“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

  钱钟书的确是当时馆里借书最多的一位,据说很多工具书的借书记录上都留下他的名字。他还习惯在书上眉批及划线。据他同班同学饶馀威回忆说:“他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另据甘毓津回忆:“他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称最爱清华大学图书馆。她回忆刚一入校,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

  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

  学者资中筠女士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而这竟是她非要考清华大学的原因之一。


季羡林


  季羡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撰文写道“想到清华图书馆,一股温馨的暖流便立即油然涌上心头。”

  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

  专就图书馆而论,在当时一直到今天,他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的。光是那一座楼房建筑,就能令人神往。淡红色的墙上,高大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爬山虎。解放后,曾加以扩建,建筑面积增加了很多。但是,整个建筑的庄重典雅的色调,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与前面的雄伟的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大礼堂,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一点也不显得有任何逊色。

  至于馆内藏书之多,插架之丰富,更是名闻遐迩。不但能为本校师生服务,而且还能为外校,甚至外国的学者提供稀有的资料。根据我的回忆,馆员人数并不多,但是效率极高,而且极有礼貌,有问必答,借书也非常方便。当时清华学生宿舍是相当宽敞的,一间居住两人,每人一张书桌。在屋里读书也是很惬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到图书馆去,那里更安静,而且参考书极为齐全。书香飘满了整个阅览大厅,每个人说话走路都是静悄悄的。人一走进去,立即为书香所迷,进入角色。

  我一想到清华图书馆,就有一种温馨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清华图书馆。”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回忆说:

  “清华每年经费一百二十万元,其中百分之二十指定为图书仪器经费,不得挪用……当时,清华成了买书的大主顾。琉璃厂各书店都有专门跑清华的小伙计。图书馆门庭若市。除了书籍之外,历史系还收买档案。故宫收藏的明清两朝档案,有时都当废纸卖了。历史系收买这些档案,一批就是几百斤至几千斤。”


  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194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她回忆道:

  “我喜欢那大阅览室。这里是那样安静,每个人都在专心地读书,只有轻微的翻书页的声音。几个大字典架靠墙站着,字典永远是打开的,不时有人翻阅。我总是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上。因为出入都要走一段路,就可以让自己多坐一会。在那里看了一些参考书,做各种作业……

  四年级时,便要写毕业论文,可以进入书库。置身于书库中,真像是置身于一个智慧的海洋,还有那清华图书馆著名的玻璃地板,半透明的,让人觉得像是走在湖水上,也像是走在云彩上。真是祥云缭绕了。”


于光远


  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起清华校园生活时说

  “清华学生当时住的条件比现在好得不知道多少,两个学生住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但是清华的学生还是不在自己的房间做作业,都去图书馆。图书馆离学生宿舍很近,我住的新斋离图书馆更近。清华学生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很长很长。究竟占多大比例那就说不好了。同学们常常带着课本、笔记和课内作业到图书馆去,图的是那里特别安静和集中整个注意力读书的气氛。在图书馆内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如果有人说话,声音稍大了一点,让别人听见了,马上会有人向他行注目礼,再出声就会听到毫不客气的嘘声。我和同学们大致一样,只是我是不重视课内作业的学生,而查阅专业刊物,物理系的图书馆很方便。我坐在这个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不少,但后来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清华图书馆的时间就相对少了一些。‘一二·九’学生运动宣言中所写的‘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确是当时北平许多学生的心情。”


   

文洁若


  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说:

  “然而,最吸引我的要算是图书馆了。”

  除了上课、一日三餐和睡觉,只要图书馆不关门,我必然坐在里面,徜徉于书海之间。我不善于交际应酬,甚至跟同屋的女生都没怎么聊过。倒是当望眼欲穿地等着开馆的时候,跟同班的英若诚、闻立鹤各闲聊过一次。

  阅览室共两个,一大一小。我偏爱小的,灯光较亮,环境也较幽静(翻看旧校刊我才知道,日军侵占前,阅览室里还为每一个人备有一盏台灯!)。小的没有空位子,才进大阅览室。有几次,连大的也座无虚席,只好改变当天的计划,借本英文小说,带回宿舍去读。

  如今清华也有了新图书馆(“逸夫馆”),建筑设计等等肯定要比我呆过的那一座先进。然而,我心目中的清华图书馆依旧是那座老的,那是我的乐园。莘莘学子,负笈清华。只要一提到母校,我就心潮起伏,激情满怀,在清华图书馆埋头读书的往事历历在目……”


  核物理学家彭桓武:

  “从1931年9月我有幸进清华大学起,便十分喜爱那图书馆:宽敞整洁的新老阅览室,玻璃地板的书库,楼下分立的各个报纸架,以及办理借书还书的干练职员们。先进的管理制度,细致到位的工作,创造出图书资源的良好利用条件,给读者温暖和便利。比如,各门课程的指定参考书皆集中于大阅览室,凭借书证抵押阅览,公共阅览书和工具书则放置于阅览室内柜中或架上,任读者随意使用。清华大学图书馆好比一个阔海,任凭青年之我在其中做各式的鱼跃。如鱼得水,是幸福,是享受,也是养育。这种经历是一生难忘而乐求再现的。”


  

  清华图书馆也曾用于避难。

  据清华图书馆管理员毕树棠日记载:“(1937年)七月二十八日:闻昨夜城郊有战事……八时许,离寓(在成府村)到清华,见多人皆群集于科学馆、图书馆楼下避难,时时有流弹在空中飞过,北面枪炮声甚密,午间稍平静,传廊房车站昨夜失守,今日为二十九军敢死队夺回,一壮烈之血战也!”

  另,与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的浦江清教授,当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常带着几个烧饼钻进图书馆备课,有时甚至被锁在馆内。重返北平后的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

  “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自清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古籍采访方面,一直得到众多国学教授譬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不少有价值的古籍由此得以人藏。后来的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人的研究工作,既得益于已有馆藏,也由于图书馆采取根据教授教学或研究需要而购书的做法,使得馆藏在围绕他们各自研究专题的服务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提高。吴晗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仰仗图书馆。他说,“图书馆最大使命是在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学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满足他所探讨的事物。”吴晗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读《明实录》时,注意到书中关于胡惟庸党史案记载诸说不一。于是决定以此为课题深入研究,终于推翻旧说,得出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