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变迁:新时代需要新的价值引领
来源:图书馆报作者:马赵扬

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兴建于19世纪中叶的英美两国,当时公共图书馆的定义被表述为:由国家法律规定设立,并且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资助管理,为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服务的图书馆。区别于其他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体现了“公有”和“公用”的概念。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始于1905年,以废科举和官办湖南图书馆的建立为标志,它是一种藏用并重、启迪民智的教育机构。在公共图书馆出现之前,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主要以藏书楼的形式出现,重藏轻用,故而社会价值不大。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传教士以及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引进和介绍,公共图书馆开始被引入中国,在中国历史上颇为激荡的年代发展并繁荣起来。

图书馆建立之初,发展非常迅速。蓝乾章在严文郁编写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序言中提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轫于逊清末叶,民国肇始,以迄抗战军兴,发展神速。当民国二十年之际,全国各省至各县,大多已设立图书馆。”

此时的公共图书馆寄托了一批中国人的热切期望——“开启民智,救我中华”,“启迪民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价值。

我国第一代图书馆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全部为留美海归,以杜定有等为代表;第二代图书馆人产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大多是经国内图书馆学专业培养后出国深造的海归,以刘国钧等为代表。他们学识渊博、阅历丰富,遵循自由、平等、开放的理念,热爱读者、尊重读者,“把读者工作看作是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至高无上的工作,无论老幼,无论贵贱,都一体欢迎,毫无歧视。”

在这一时期,许多非图书馆学的学者大师也非常热衷图书馆事业。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认为图书馆应该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国民都有权利到图书馆获取知识和信息。胡适呼吁图书馆应更加开放,服务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中,西方的图书馆理念被拒之门外,“不分阶级,一视同仁”的公共图书馆精神遭到了严重打击。不少图书馆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着图书馆事业,维护图书馆的知识自由。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迅速与国际接轨并发展起来。“改革和发展”成为当时图书馆事业的首要工作,落后的图书馆现状亟待改变。

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季平抓住时代机遇,多措并举,在人员培养、政策法规、标准条例、新馆建设等各方面完善图书馆的各项业务,促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方向迈进。1979年7月9日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中国图书馆界有了协调发展的基石。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促使图书馆人重新思考图书馆的价值所在,“启迪民智”已经成为历史,我们需要新的图书馆价值来引领图书馆的未来。

1984年“杭州会议”上,图书馆价值作为基础理论问题被提出。之后,在市场经济和计算机技术的双重冲击下,“图书馆消亡论”甚嚣尘上,对图书馆价值的思考成了图书馆人极为重要的课题。有人提出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的价值所在,要适应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借助新技术实现图书馆价值。

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冲击和反思,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价值研究开始从单一的价值研究向核心价值导向下的价值研究转变。有学者将图书馆价值定位在五个方面:制度保障、信息中心、经济促进、空间拓展、文化象征。除了经济促进之外,其他四个方面都不难理解。

在制度保障方面,公共图书馆保障公民在“知识自由”方面的权益,维护信息平等。在信息中心方面,公共图书馆收藏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和信息资源。在空间拓展方面,公共图书馆为信息资源相关的活动提供场所。在文化象征方面,图书馆保存的从古至今的文献资源,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象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已于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关于公共图书馆价值的研究也将继续。图书馆未来的发展与图书馆人息息相关,对图书馆价值的思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然课题。继承前辈们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图书馆精神,我辈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