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树棠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点滴

　　有这样一个人，用“不觉百年半，何曾一日闲”形容再合适不过。他从2l岁来到清华，来到清华学校图书馆，一直到73岁时才退休，他就是毕树棠。他是清华大学的“守望者”，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守望者”，他见证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陪伴下，毕树棠走过了和平时期和烽火年代。毕树棠倾尽自己一生，让“守护”成为一种使命，也将自己的生命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融为一体。

　　1921年秋，毕树棠经人介绍到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最先做杂志管理工作。

　　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图书馆管理员就是知识海洋里的领航员。毕树棠无愧于领航员这一称号。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应的学识是不行的。毕树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清华学校图书馆又给毕树棠提供了极好的自学条件，使他可以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他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后又自学俄语。扎实而全面的外语功底更使得他在管理、翻译、推介外文书刊方面得心应手。他成为师生们难得的“活字典”。除了图书馆专业知识之外，毕树棠还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在一所综合性大学里，他所提供的服务，既配合“教”，也配合学”。

　　毕树棠对清华图书馆的“守望”并未因抗战而间断。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毕树棠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南下，校方高层任命他为图书馆校产保管员之一。具体任命时间，按照毕树棠日记中的记载为1937年的8月31日。“八月三十一日：接校务会议通知，委派做保管员。上午赴清华（时已迁居城内），被派任保管者共四十余人，常期留校，分区驻守。我负责东北区，办公处在图书馆。”日军很快占领了清华大学。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一五二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变成医院本部，馆中约三十万册书刊分别由伪北大、伪近代科学图书馆、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取走。书库中一本存书不剩，设备亦荡然无存。

　　当日寇占据清华整个校园之后，由于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收入，毕树棠全家十三口人的生活顿时陷于极困之境，出任伪职的周作人邀毕树棠到伪教育部任职，他坚辞不就。为全家生计，他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做过翻译、在天津《民国日报》担任过主笔。他也在中国、辅仁等大学或中学教过中文，也写书。1940年3月，他的散文集《昼梦集》在上海出版。毕可松回忆说：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当时的清华总部尚在云南。在北平留守保管校产的毕树棠受命先行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当时任务繁杂：拆除日军在馆内添设之物，恢复图书馆原貌；从伪北大、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及其他各处回收被掠图书；回收书架、目录柜、屉柜、书档等设备；接应回迁运来的书籍以及装卸、清点造册等杂务。当时人手极缺，有一度毕树棠同时负责庶务科和期刊股两科工作。结果只用一年，1946年10月，图书馆便复员开馆。按照1947年《大公报》报道中的说法：“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这其中，毕树棠功不可没。1949年，毕树棠成为首批中国作协会员。1953年，因“历史”原因，他被降职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做管理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坚守了20年，直到1973年退休。1979年毕树棠终获平反。

　　事时久远，我们也只能从一些人的记录碎片中得到毕老守候清华图书馆的粗略轮廓：

　　陈寅恪：从1926年起到国学研究院讲学，他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为陈寅恪购置图书资料的有助教顾子刚和浦江清，也有毕树棠。

　　吴宓：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他与毕树棠来往密切，经常向毕树棠求助求教。上世纪30年代初，吴宓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他约请毕树棠为副刊撰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

　　朱自清：清华著名教授，他竟对小自己两岁的毕树棠称“毕老”，不难理解，称谓中有对人品、学识的尊重，也有对协助教学的感激。他还以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名义，邀毕树棠到院主讲“小说选”课程。

　　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建筑专家邀非建筑专家毕树棠翻译《建筑十书》。

　　吴良镛：中国两院院士，当时的清华建筑系主任要出国开会作报告，他请毕树棠帮他修改英文发稿。

　　俞平伯：学者曾邀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

　　或许我们可以再听一听当年学生以及其他人的回忆：

　　季羡林：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他后来又说：“1946年，我出国十多年以后，又回到北京，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我打听清华的人，据说毕老先生还健在，我十分兴奋，几次想到清华园去会一会老友，但都因事未果，后来听说他已故去，痛失同这位鲁殿灵光见面的机会，抱恨终天了。”

　　何炳棣：这位当时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回忆中，也对图书馆“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大加赞扬，他特别提到了“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

　　姜德明：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在回忆文章《毕树棠先生》一文中写道：“毕先生精通英文，早在三十五年前，我就见过收有他译作的名家短篇小说选《贼及其他》，他还翻译出版过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当年清华的名教授都很礼遇这位图书馆的小职员，特别是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常因学术上的事情请毕树棠来帮忙，甚至还常有外国学者来请他修改翻译作品。”

　　黄延复：黄延复在文章中说：“当年的清华图书馆，最能体现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她首先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地方。所谓‘藏龙卧虎’，是说不管你有多深的学问，多高的资历，在这里都会有你发挥才智的余地……毕树棠先生可作为典型例子。他来馆后，经过刻苦自修，很快便成为著名文学专家，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以及清华文学院的诸多著名教授，都是他经常过从的好友。由于他的文学造诣，他曾是解放初期清华园内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毕可松：毕树棠之子，提到“（父亲）每日八小时工作，月薪可有三十块大洋。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翻译投稿，结交学界名人、教授，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等，清华图书馆给予他自学成才的好条件。他博览中外图书，撰写书刊介绍，报道文坛动态，翻译散文。”

　　作为图书馆人，图书推介是一项常规工作，而撰写书评是其主要手段。毕树棠到清华时，学校出版一种由吴文藻负责、吴景超等编辑的校内出版物《书报介绍副刊》，从第一期起就有毕树棠撰写的中外书报介绍，以后几乎每期都有他的这类文章发表。

　　除了书评他也写散文，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报刊都有发表。

　　有人说，毕树棠是“馆员模范”，虽然五十多年的图书馆生涯，连个“副研究馆员”的职称也没评上过。他的模范，体现在他精到的专业水准，他广博的各科学识，他超常的外语能力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清华的爱，对图书馆的爱，对工作的爱，对人的爱。我们猜测，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爱，让他用了大半生守望清华，并且再也不能与之话别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