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中“不要忘记”的张謇

来源:图书馆报

  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之用

  恩科会试当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翌年签订了《马关条约》。张謇见国事日非,便告假回乡,开始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于贫,救贫之法在于实业,在于教育。提出“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之用”“实业为父,教育为母”的主张。他先是秉承两江总督张之洞旨意兴办南通大生纱厂,继而在崇明建大生二厂,在通海沿海建垦牧公司,在吕四和包场镇建同仁泰盐业公司以及大生轮船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厂、大兴面厂、大昌纸厂、颐生酿造公司、大聪电话公司等二十多个企业,并大规模开展垦荒植棉。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努力兴办新式学校等各类文化教育设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南通创办全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校任教。后又兴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海门常乐镇张徐女校等一批中、小学校。除此之外还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图书馆、医学专科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气象台以及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张謇兴办图书馆想法的产生主要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受绍兴徐树兰所建古越藏书楼的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绍兴士绅徐树兰创办了具有现代图书馆性质的古越藏书楼,张謇在考察古越藏书楼之后作了一篇题为《古越藏书楼记》的文章,文章中盛赞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楼成,其乡之人大欢”,并称:“亦欲效先生之所为,而亦欲海内藏书家皆仿先生之所为也。”其二,受西方先进思潮以及示范效应的影响。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东渡日本进行了七十天的实地考察,行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后来的1905年,张謇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中提出:“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成备,纵人观览。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而日本帝国博物馆之建设,其制则稍异于他国,且为他国所不及……我国今宜参用其法,特辟帝室博物馆于京师。”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张謇是主张图书馆与博物馆合二为一的,他在南通创办的博物苑兼具图书馆功能就是这种主张的实际体现。

  张謇没有只停留在想法上。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在图书馆建设方面亦是。

  上可以保存国学 下可以嘉惠士林

  张謇于1905年两次向朝廷上书,一是《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一是《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

在《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奏折中,针对西方各国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教育设施的先进,张謇列数了旧式藏书楼的弊端:“(官家)则以藏庋宝于中秘,推行囿于一隅。其他海内收藏之家,扃鐍相私,更无论矣。”提出“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博物馆图书馆二馆之制,合为博览馆”,如此则“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林”。

  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奏折中,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国家“图书馆”为龙头,带动各省各地的图书馆建设,形成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络,以使“文物典章,粲然具备”,更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以辅益于学校”。

  不仅如此,在两份奏折中,张謇还提出了很多建馆的具体实施方案。譬如:“最重者则择地”“便于交通”“馆中贯通之地,宜间设广厅,以备入观者憩息”“室中宜多安窗,迎光而远湿”“度阁之架,毋过高,毋过隘”等等。在人员选配上提出“必得通东西洋语言文字二三员,以便外宾来观,有可咨询”。在图书采集方面,则建议以当年编纂《四库全书》为范,对献书者“请旨给赏”。

  1908年,张謇再次递交《请建图书馆呈》,提出了以通州东岳庙为图书馆馆址的具体建议。

  创立图书馆,建设图书馆

  1905年,张謇按照自己的主张在南通创建了博物苑。他“辟地四十亩,杂采植物实之。中建三楼为馆,以储三部之物。而以教育品附焉”。其中的三部为天然、历史、美术三部。美术部中有“经史词章之集,方技书画之遣”,实际上具备了图书馆的大致功能。

  1911年的辛亥革命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动荡,也给张謇实现创立图书馆的想法带来机会。

  依照当年《请建图书馆呈》中提出的以通州东岳庙为图书馆馆址的设想,南通图书馆终于在1912年即民国元年建成。按照张謇自己的记述:“民国元年,里少年尽毁诸神祠。謇于是谋诸兄谋耆老……因岳庙为图书馆。”南通东岳庙在南通城南,所建图书馆“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两廊办事室十间,道故斋上下六间,燕息亭三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十三间,共六十七间,计用银万二千元。书橱二百架,计用银一千二百六十元,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謇赠者八万卷强。职员六人:馆长一,馆务主任一,编辑及保管二,庶务一,收发一。规定每年馆用一千六百元,增购图书二千元,校对、装订费用四百元,共四千元。其预筹而未设者:儿童阅览室、妇女阅览室,并置巡回书库”。这样,张謇终于实现了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和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之夙愿。

  南通图书馆的建设倾注了张謇的大量心血。

  在图书馆馆舍设计方面,他请来中国当时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孙支夏,请他按照自己的构想进行设计。设计稿出来以后,张謇还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如今在南通博物苑里还保存有写着张謇修改意见的图书馆设计蓝图,这已经成为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

  藏书建设是图书馆建设的关键。为了追求藏书建设的高规格,张謇采取了征集、抄录、影印等手段。

  征集分为捐赠与有偿收购两种。如上文所述,张謇除自己捐赠“八万卷强”之外,还收到“他人赠者五万卷弱”。他在《为图书馆征求乡先生遗著启》中这样写道:“诸君子倘有先人遗著、轶代宏文,或系已传之稿,或为未刻之书,廊然至今,举赠敝馆,当为什袭而藏,或为集资付印;如必需值,请示傅别,亦可论购以宏架签。”对于征集不来的图书,张謇不惜花费人工物力抄录和影印,甚至还多次请托驻英使节设法影印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他在给驻英使馆首席秘书顾锡爵的信中这样说:“《永乐大典》自庚申之变,没人英吉利者近千本,在其博物苑中,以为武功之记,此中国之大耻,而故籍之所关。往时刘某出使,有为言之,或易以他书,或就抄其副。刘固俗人,不足办此,今廷卿所主,傥其人乎?”顾锡爵字廷卿,江苏如皋人,与张謇等五人并称江苏五才子。

  另外,在当年轰动一时的莫里逊藏书出售事件中,张謇也曾作出积极努力,想花重金将这批典籍留存在国内。但终于敌不过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使这些珍贵文献流落东洋,成为中国学人心中永远的憾事。

  张謇还非常重视图书的编目工作。他曾两次聘请专业学者进行编目。他在邀请陈星函先生为其编目的信中说:“素仰先生有金版六韬之博,辩己三亥豕之讹。敬请编订本馆第二次目录……谨奉润敬银币五百元……”言辞之间,尽显推崇之情。

  创建之初,南通图书馆有藏书十万卷,几年以后即增至十四万卷。这些藏书现大多藏于南通市图书馆古籍部,很多书中有张謇先生的藏书印章和他的亲笔题识。

  社会的大的变革过程中,往往会涌现出一些非比寻常的优秀人物。张謇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人物。在旧的科举制度中他拔得头筹,在新兴的工商实业上他业绩辉煌,在文化教育领域他同样作出非凡贡献。民国总理熊希龄曾将他圈定为“一流人才内阁”的重要人选。胡适也曾这样评价过他:“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不要忘记”的,其实早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