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中“不要忘记”的张謇

　　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之用

　　恩科会试当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翌年签订了《马关条约》。张謇见国事日非，便告假回乡，开始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于贫，救贫之法在于实业，在于教育。提出“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之用”“实业为父，教育为母”的主张。他先是秉承两江总督张之洞旨意兴办南通大生纱厂，继而在崇明建大生二厂，在通海沿海建垦牧公司，在吕四和包场镇建同仁泰盐业公司以及大生轮船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厂、大兴面厂、大昌纸厂、颐生酿造公司、大聪电话公司等二十多个企业，并大规模开展垦荒植棉。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努力兴办新式学校等各类文化教育设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南通创办全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校任教。后又兴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海门常乐镇张徐女校等一批中、小学校。除此之外还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图书馆、医学专科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气象台以及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张謇兴办图书馆想法的产生主要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受绍兴徐树兰所建古越藏书楼的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绍兴士绅徐树兰创办了具有现代图书馆性质的古越藏书楼，张謇在考察古越藏书楼之后作了一篇题为《古越藏书楼记》的文章，文章中盛赞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楼成，其乡之人大欢”，并称：“亦欲效先生之所为，而亦欲海内藏书家皆仿先生之所为也。”其二，受西方先进思潮以及示范效应的影响。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东渡日本进行了七十天的实地考察，行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后来的1905年，张謇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中提出：“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成备，纵人观览。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而日本帝国博物馆之建设，其制则稍异于他国，且为他国所不及……我国今宜参用其法，特辟帝室博物馆于京师。”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张謇是主张图书馆与博物馆合二为一的，他在南通创办的博物苑兼具图书馆功能就是这种主张的实际体现。

　　张謇没有只停留在想法上。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在图书馆建设方面亦是。

　　上可以保存国学　下可以嘉惠士林

　　张謇于1905年两次向朝廷上书，一是《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一是《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

在《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奏折中，针对西方各国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教育设施的先进，张謇列数了旧式藏书楼的弊端：“（官家）则以藏庋宝于中秘，推行囿于一隅。其他海内收藏之家，扃鐍相私，更无论矣。”提出“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博物馆图书馆二馆之制，合为博览馆”，如此则“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林”。

　　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奏折中，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国家“图书馆”为龙头，带动各省各地的图书馆建设，形成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络，以使“文物典章，粲然具备”，更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以辅益于学校”。

　　不仅如此，在两份奏折中，张謇还提出了很多建馆的具体实施方案。譬如：“最重者则择地”“便于交通”“馆中贯通之地，宜间设广厅，以备入观者憩息”“室中宜多安窗，迎光而远湿”“度阁之架，毋过高，毋过隘”等等。在人员选配上提出“必得通东西洋语言文字二三员，以便外宾来观，有可咨询”。在图书采集方面，则建议以当年编纂《四库全书》为范，对献书者“请旨给赏”。

　　1908年，张謇再次递交《请建图书馆呈》，提出了以通州东岳庙为图书馆馆址的具体建议。

　　创立图书馆，建设图书馆

　　1905年，张謇按照自己的主张在南通创建了博物苑。他“辟地四十亩，杂采植物实之。中建三楼为馆，以储三部之物。而以教育品附焉”。其中的三部为天然、历史、美术三部。美术部中有“经史词章之集，方技书画之遣”，实际上具备了图书馆的大致功能。

　　1911年的辛亥革命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动荡，也给张謇实现创立图书馆的想法带来机会。

　　依照当年《请建图书馆呈》中提出的以通州东岳庙为图书馆馆址的设想，南通图书馆终于在1912年即民国元年建成。按照张謇自己的记述：“民国元年，里少年尽毁诸神祠。謇于是谋诸兄谋耆老……因岳庙为图书馆。”南通东岳庙在南通城南，所建图书馆“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两廊办事室十间，道故斋上下六间，燕息亭三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十三间，共六十七间，计用银万二千元。书橱二百架，计用银一千二百六十元，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謇赠者八万卷强。职员六人：馆长一，馆务主任一，编辑及保管二，庶务一，收发一。规定每年馆用一千六百元，增购图书二千元，校对、装订费用四百元，共四千元。其预筹而未设者：儿童阅览室、妇女阅览室，并置巡回书库”。这样，张謇终于实现了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和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之夙愿。

　　南通图书馆的建设倾注了张謇的大量心血。

　　在图书馆馆舍设计方面，他请来中国当时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孙支夏，请他按照自己的构想进行设计。设计稿出来以后，张謇还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如今在南通博物苑里还保存有写着张謇修改意见的图书馆设计蓝图，这已经成为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

　　藏书建设是图书馆建设的关键。为了追求藏书建设的高规格，张謇采取了征集、抄录、影印等手段。

　　征集分为捐赠与有偿收购两种。如上文所述，张謇除自己捐赠“八万卷强”之外，还收到“他人赠者五万卷弱”。他在《为图书馆征求乡先生遗著启》中这样写道：“诸君子倘有先人遗著、轶代宏文，或系已传之稿，或为未刻之书，廊然至今，举赠敝馆，当为什袭而藏，或为集资付印；如必需值，请示傅别，亦可论购以宏架签。”对于征集不来的图书，张謇不惜花费人工物力抄录和影印，甚至还多次请托驻英使节设法影印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他在给驻英使馆首席秘书顾锡爵的信中这样说：“《永乐大典》自庚申之变，没人英吉利者近千本，在其博物苑中，以为武功之记，此中国之大耻，而故籍之所关。往时刘某出使，有为言之，或易以他书，或就抄其副。刘固俗人，不足办此，今廷卿所主，傥其人乎？”顾锡爵字廷卿，江苏如皋人，与张謇等五人并称江苏五才子。

　　另外，在当年轰动一时的莫里逊藏书出售事件中，张謇也曾作出积极努力，想花重金将这批典籍留存在国内。但终于敌不过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使这些珍贵文献流落东洋，成为中国学人心中永远的憾事。

　　张謇还非常重视图书的编目工作。他曾两次聘请专业学者进行编目。他在邀请陈星函先生为其编目的信中说：“素仰先生有金版六韬之博，辩己三亥豕之讹。敬请编订本馆第二次目录……谨奉润敬银币五百元……”言辞之间，尽显推崇之情。

　　创建之初，南通图书馆有藏书十万卷，几年以后即增至十四万卷。这些藏书现大多藏于南通市图书馆古籍部，很多书中有张謇先生的藏书印章和他的亲笔题识。

　　社会的大的变革过程中，往往会涌现出一些非比寻常的优秀人物。张謇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人物。在旧的科举制度中他拔得头筹，在新兴的工商实业上他业绩辉煌，在文化教育领域他同样作出非凡贡献。民国总理熊希龄曾将他圈定为“一流人才内阁”的重要人选。胡适也曾这样评价过他：“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不要忘记”的，其实早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