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出多少成果？

某次交项目申报材料时，科研管理人员对预期最终成果的填写提出质疑：“能完成吗？”我回答说：“应该可以。”未料到对方来了句：“数量不代表质量……”我也只好点头称是。

其实，我还算是比较保守的，我拜读过多份成功申报者的申请材料，也与承担过同类项目的师友有过交流。经过权衡，我选择略高于基本要求的目标，过高过低都是不合适的。科研管理人员的意思是让我修改，但我觉得需要坚持己见。

这也引发我思考：该出多少成果？

我的学术启蒙阶段，于鸣镝先生对我有一定影响。于先生格外高产，图书馆界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大意是学历起点并不高，但特别勤奋，特别善于做笔记（做了许多小卡片），笔头特别勤快。人们议论他的时候，我隐约能感觉到一丝“羡慕嫉妒恨”的情绪。

于鸣镝先生1939年12月生，2006年10月16日病逝。中国图书馆学会唁电称：“于先生在大连轻工业学院图书馆工作及担任馆长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不仅在管理上多有改革和建树，在学术研究方面也硕果累累。于先生著作之多，实属罕见，由于他的勤奋和严谨治学，使他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他，纪念他。我们要学习他孜孜不倦的研究与创新精神，学习他奉献图书馆事业的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大连轻工业学院的悼词中说：“于鸣镝先生一生严谨治学，著述颇丰，共正式发表专业论文439篇，撰写和参与编写的学术专著17部，其著作文字总量近500万字。于先生在中国图书馆学界著作之多，实在罕有，影响之广，少人能及。”

实际上，于先生故去之后还有数篇论文发表，还出版了两本书《图书馆学实用研究法》《读书治学十二环》。

据于先生1998年4月26日发表在《图书馆论坛》上的从业抒怀：“我自1964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其中十年‘文革’空白）总共发表论文278篇，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十余部，命中率在98%！”

于先生是1999年12月退休的，在病逝前8年多时间里发表了161篇论文！这是一位令我深为敬服的图书馆人！

图书情报领域成果丰硕者有许多位，有的还比较熟悉。我不敢说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因为还算有些自知之明，深知自己身无长物、资质平平，但我尊敬他们，读他们的成果（甚至收藏他们写的书），试图学点皮毛。不见得学到了什么，就算是一种“礼赞”吧。

有位令人敬重的师长向我“索书”：“你出那么多书，不妨寄几本给我学习学习。”真是“受宠若惊”。不是我“小气”，关于拙作，尚很稚嫩，有所顾虑——贻笑大方也是需要勇气的。我近年出版的书，赠阅的面越来越窄，部分原因是因为脸皮越来越薄。

我对我的“成果”谈不上满意。笔耕不辍，适时出版或适时发表，是我努力践行的。该出多少成果这类问题也许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其实也不需要答案。“学中做，做中学”，且尽可能有所成、有所乐，对于我来说或许是最合适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