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明:多方位立体化展现古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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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明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上海图书馆是中华古籍收藏的重镇,所存170余万册古籍具有类型丰富、善本众多、特色鲜明等综合优势。自2007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努力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下,不仅保质保量完成清点、编目任务,而且注重整理、研究、开发、推广工作,以多方位、立体化方式展现古籍内容和形式之魅力,传承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古籍采集

与当下多数图书馆几乎不采古籍或有机会时偶尔为之不同,我们每年均留有预算,主动寻觅,多方采集。既有常规渠道采购,如年均能收旧家谱5000多册,也有通过拍卖、转让、受赠方式获得各类古籍,如2014年6月获赠晚清重臣张佩纶尺牍4800余通,手稿日记170册;2015年底接受美国翁万戈先生捐赠的《翁同龢日记》稿本等一批历史文献,这是继2000年“翁氏藏书”后又一次中华古籍的“海外回归”,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


对于古籍资源建设,我认为应将它作为日常工作连续进行。固然,它同政府支持、图书馆地位和财力有关,但更与古籍整理、研究、宣传推广的实力和成就密切相联,只有倾情倾力于后者,才会有所收获。



古籍修复

受制于存藏条件和自然原因,古籍修复是各收藏单位的一项不可回避的工作。


自上世纪50年代始,上海图书馆一直都设有专门部门和专职人员从事修复作业,数十年未曾中断,修复技艺已传承至第四代。如今活跃于全国各地“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和各类培训班的导师(或讲师)多是上海图书馆培养的员工。


从公布的全国古籍修复数量来看,上海图书馆修复的占一半以上。值得一说的是,从2011年起,我们每两年一次、已举办了四次针对40岁以下青年修复师的“上海市古籍修复技能竞赛”,聘请专家现场点评辅导,交流心得,提高技艺,培养队伍。


我们借鉴世界上先进的修复科研成果,引进纸浆修复机、显微纸张纤维分析仪等设备。并且,研制的古籍保护产品——防蠹纸,被海内外许多机构所用。


对此,我最大的感悟是,事关古籍寿命、文化传承的古籍修复不能中止。


上海图书馆之所以能在最近十几年里成果累累、广受称赞,与古籍界处于“低潮期”时的坚守、保留传承“种子”等因素密不可分;传统修复技艺由师徒口授相传之法仍得保留,因为该技艺难以仅通过听课、看书而获得。同时,现如今尤其要注意借助科技手段充实、丰富修复技术和方法,使之更加完善。


整理研究

乘中国古籍保护中心统领的古籍普查、编目之东风,我们在按要求进行相关工作、完成上传十一多万种书目数据的同时,尤其注重对馆藏未编古籍的清点和整理,提高年轻员工的专业能力。


这些年,既有从故纸堆中发现一些价值甚高的古籍,如明前期刻本《新刊古论精粹》等,被鉴为稀见版本;如清抄本《资治通鉴续编》首册,恰补齐本馆旧藏;如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元刻本《书集传辑纂注》均为存世罕见善本,具有极高的文物、文献价值。


我们倡导员工以岗位要求为本,实施研究与整理并行、馆方命题和自行选题相结合的策略,在整理基础上研究,将研究之功体现于整理过程,使员工的专长在完成课题、项目中充分发挥。


我们每年举行各类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专著“上海图书馆首发”仪式,鼓励员工参与交流并发布研究成果,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整理研究著作的问世。如《明清稿抄校本鉴定》《碑帖鉴定要解》《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纸色斑斓》《屠寄评传》和《庞虚斋藏清朝名贤手札》等,均受到学界关注与好评。


服务出版

收集、修复、整理古籍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上海图书馆一贯强调“保护为先,服务至上”的理念,其主要服务方式有三类。

其一,阅览室“纸电互补”服务。


眼下我们已完成各类古籍数字化扫描约3000万拍,建成馆藏历史文献统一检索服务平台,并提供复制服务,此举已能满足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览和研究需求。若确因工作之需,也能根据实情为专家提供原件。

其二,互联网线上服务。


2015年5月,上海图书馆尝试将包括宋元本在内的馆藏古籍、家谱等数字资源公布于官网,开创了国内古籍全文上网服务的先河。目前,以家谱为例,共有五批8500多种先后上网供查检之用,赢得众多读者点赞。

其三,将珍贵古籍化身千百。


近十数年中,基于古籍整理,我们自主编辑出版了一批珍本古籍,数量近百种,达数千册,如《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珍本碑帖丛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盛宣怀档案选编》《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四欧宝笈》《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等。这些精选辑印的馆藏,或为学界提供第一手资料,或为读者学习、鉴赏古籍提供样板。


上海图书馆也由此获得了数十项国家等级的奖项,仅以近两年的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而言,就有一等奖6项,二等奖4项。

对此,我们的经验是,在古籍服务出版方面必须破除“秘不示人”的旧习,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提倡以保护为前提地使用古籍的理念。


只有保护好、整理好,才有可能使用好;而只有使用好才能真正体现古籍的价值。同时,要注意用各种不同的服务方式去满足读者各种不同的需求。


展示推广

自2005年起,上海图书馆奉行“揭示馆藏精品,弘扬中华文化,服务社会大众”的宗旨,在国内图书馆界首创馆藏精品年展方式。每年选一个专题,汇集馆藏珍本作展示,围绕该专题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系列讲座,并将整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


如此一来,既有深度研究的成果交流,触碰学术高度,又有介绍、普及古籍知识的服务,满足大众需求。


十多年来,馆藏善本碑帖、明清名家手稿、历史原照、盛宣怀档案、家谱、宋本、尺牍、稿本日记、人物文献、翁氏藏书、张元济文献等一一亮相。


展览期间,还分发介绍展品的折纸、散页,每天定时安排专家现场讲解,满足了读者近距离观赏古籍、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需要。


如此多视角、多层面地揭示馆藏古籍的年展,一次次引发了读者对古籍的兴趣和热爱,参观人次一再刷新。如去年的古籍装潢艺术展还屡屡出现排队候场的现象,图录售罄,展览不得不延期三天。


此外,上海图书馆还特别注重结合时事、古为今用。如2014年,趁《中国家谱资料选编》项目进行之时,结合时政宣传,我们从存世的数百部家谱中撷取部分精华,分孝顺、修身、和睦、敬业、治家、爱国、诚信、教育、守法、廉洁十类。


这十类内容直观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明传统的关系,让读者从文句精练且通顺易记的家训族规中感受到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为此,几十家图书馆等机构争相要求巡展,影响广泛。


2016年7月7日,我们同本地新媒体“看看新闻”合作,连续八小时直播“走进上海图书馆:古籍背后的故事”,现场展示古籍修复、整理、碑拓、书库管理、善本讲解等读者不易看到的工作场景和内容,令数万读者在线观看,并由此更加了解古籍和传统文化。


此外,自2016年始,我们每年举办一次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先后将家谱、名人手稿、档案数据以及相关开发工具和平台等悉数开放,面向全社会征集以平台数据为基础的优秀移动应用产品原型或服务创意。


三年间,吸引了上百个海内外团队踊跃参与,不少创意和资源已被吸收、融入上海图书馆的服务之中。

上述案例均有近距离、现场感强、互动性多的特征,让读者先走“近”古籍载体再走“进”古籍内容。专家从引人入胜的故事着手,标注精彩要点,阐述古籍知识,弘扬传统文化。


在互动方式上,我们有时利用IT技术为读者获取展品信息架设平台,只要扫描二维码便可将展览内容带回家;有时利用微信公众号开设有奖答题栏目,请读者辨认文字、回答古籍问题。


我们努力将平面图书立体化,让典籍由厚变薄,使文字、信息鲜活而灵动,外加受益于各类媒体大篇幅图文并茂的报道,令普通读者乐于接受并积极参与。


数字人文

2015年,正值数字人文技术兴起,上海图书馆即尝试将其植入家谱整理、研究与服务之中。以前期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累积的书目数据和全文家谱为基础,通过语义技术实现数据关联,把家谱信息单元细致化,令知识组织语义化,使知识呈现可视化,从而达到从元数据记录和数字化全文中提取知识的目的。

以胡适家族的“上川明经胡氏”迁徙为例,依据家谱数据即同一始祖多种家谱中的先祖以迁徙事件为链接点,将人物、时间、地点要素关联,借用可视化工具,完整展示了胡氏始祖胡昌翼在唐末自长安迁往婺源考川,其后代又从考川迁至绩溪等不同居住地的路线图。数字人文技术还有较强的统计分析功能等,可为研究提供各种帮助。


正是从这个项目中尝到了甜头,2017年,我们着手建设“上海图书馆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这是一个可将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古籍目录、元数据记录、古籍全文和各类知识融为一体的古籍数据服务平台,现收有1400余家机构的60余万条古籍书目数据和部分古籍全文,依此可实现不同版本古籍分类和提要的聚类与比较等,辅助基于古籍循证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研究。


借助现代科技进行古籍整理研究,令人兴奋和期待,现已有初步成绩。对此,希望古籍专家能更多地用新技术“武装”其专业知识,使两者产生“化学反应”,显现更多的新成果。


“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全方位、多层面地耕耘才有可能达到目标。


其中,具有一支精业勤业的专家队伍是必需,具备坚守传统文化之心和持续创新之力是关键,增强开放意识、掌握推广传播技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新科技的融入势必成为重要的助推器。

这些年,上海图书馆的努力只是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以更扎实的步调前进,使中华典籍代代相传,使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