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一个精心培育的传奇

匪夷所思，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是，尽管伟大的图书馆构成了一种文化荣耀，但是它们的诞生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你可以天真地认为它们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总得有一个信念坚定的实干家——无论是贵族、修道士，还是学者——才行，他们要能投入必要的精力，特别是提供资金支持。牛津就是这样的例子。

14世纪伊始，牛津大学——暂且不论它的众多学院——拥有大量的手写本，被学生们存放在圣玛丽教堂的一个展厅里。1320年，伍斯特（英国英格兰西部城市，赫里福德和伍斯特郡首府）的主教决定为这些珍贵的收藏建造一栋楼；1327年，他的去世一度造成了这项宏伟工程的延后。直到1367年这座建筑才封顶，1444年才装修完毕。

在亨利五世的弟弟汉法利公爵赠送281册手写本之后，牛津大学决定在神学院之上建造一个新的图书馆，一个巨大的、后哥特式的会议厅。直到44年后图书馆才正式开放，由此看来时间对牛津而言并不是特别重要。然而，校方对图书馆根本就毫不关心，甚至通过卖书——一种自我否定的行为来支付图书馆馆员的工资，从而加速了馆藏的流失。

1555年，最糟的时刻到来了，所有与罗马天主教相关的著作都被从书架上清理了出去。这些杰出的手写本被卖给了当地的装订商用以支付羊皮纸的费用。1556年，家具遭受了致命一击——被卖给了基督堂学院，空无一物的大厅被改造成医学院。牛津大学发现，自己居然没有了图书馆！

用金箔绘在书架竖板上的旧的分类系统仍然可见

接下来，托马斯·博德利（1545～1613）隆重出场。他是一名出生于埃克赛特（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德文郡首府）的新教徒，为了躲避迫害，与家人一起移民到日内瓦，在那里与包括加尔文在内的最优秀的教师一起学习。之后他回到了牛津，成为莫德林学院的一名教员。在他仅仅25岁的时候，当上了副院长。

1576年，他再次前往欧洲大陆进行广泛游历，在此之后开始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效力，作为女王特使连续数年被派遣到法国、丹麦和尼德兰声援新教。在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后，他在1596年辞别了女王分派的工作，并在1598年决定投入精力和金钱在他钟爱的牛津建立一座图书馆。

1598年3月，他的捐款和赠书被接收；1600年，牛津恢复了神学院上面的老图书馆。1602年当图书馆正式落成的时候，它已经拥有了299份手写本和1700册印本书。到了1605年，它的书架上堆满了6000册图书。

在1610年，被授予爵位的博德利开始系统地接收伦敦出版商的出版物副本。这标志着英国版权登记（copyright registration）的开始，博德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管这项工作。

1613年托马斯爵士去世后，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图书馆，“艺术角”（Arts End）和方厅的建设即刻展开。这个朴素的庭院四周环绕着可直达图书馆入口的教学楼。

1634年，神学院的另一头建成了第三座大厅，为了纪念捐资建造该厅的慷慨律师而被称为“塞尔登角”（Selden End）。

博德利图书馆的三个古老的大厅保留了下来，它们的家具和布置都保持着原样

图书馆延续着繁荣，收到了大量的手写本和书籍。由于并非只有牛津大学的学生才可以使用这些设施，因此图书馆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研究人员。事实上，直到1856年图书馆才迎来牛津大学的本科生。

然而，好评却因实际使用情况大打折扣。例如在1831年，图书馆每天只有两三位读者。直到1845年建筑才有了供暖；并且一直到1929年才安装了电灯——这两项的缺失毫无疑问打消了研究人员长时间待在那里的念头。

经历了18世纪的中断后，博德利图书馆再一次扩大馆藏。1849年，它拥有大约22万本书和21000份手写本，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1960年，它将雷德克里夫图书馆（Radcliffe Library）收归旗下，这座耸立着细长穹顶、令人惊叹的圆形巴洛克建筑被重新命名为“雷德克里夫密室”（Radcliffe Camera），并成为这两座图书馆的主阅读室。

多亏有1939年至1940年间添建的由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设计的新馆，博德利图书馆凭借650万册藏书成为今天仅次于莫斯科大学的世界第二大高校图书馆。

单纯就书而言，博德利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在建筑方面他却很保守。他的图书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却并不复杂的折中主义的实证，直到今天仍是英国建筑的魅力所在。

尽管在欧洲大陆1600年预示了古典主义的黎明，但英国的建筑师们依然沿续着过去，由此我们很能理解其方庭墙上的哥特式嵌板、后哥特式的凸窗，还有古旧的带有雉堞的尖塔和矮墙。

由博德利修复的古老大厅，毫无保留地带有16世纪的色彩。它的天花板被重新绘成繁复的文艺复兴式样——这是在试图重现最初的灵感已经消失的风格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艺术角”

在长长的大厅两侧，书架取代了原来上面曾经摆放着手写本的古老诵经台。如今这个房间保存着博得利收藏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比如13世纪末英格兰的奥姆斯比诗篇，老普林尼《自然史》的威尼斯译本，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语手写本，《堂吉诃德》的初版，还有一些中文著作，其中包括一部孔子的书，当年博德利买的时候牛津还没人能看得懂。

第二个大厅即“艺术角”的天花板上又一次装饰着加入了博德利家族盾徽的大学盾徽。藏书被放置在与墙壁平行的书架上，书架的上方是一个小画廊，以便充分利用房间的高度。

“艺术角”

第三个大厅即“塞尔登角”，它有两扇巨大的哥特式观景窗，整个大厅采用了和“艺术角”相同的装饰方式。

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不论知名与否，都在布满装饰的天花板下工作。博得利图书馆单从体量上来说可能并不大，但其声望却是无与伦比的。这座图书馆是牛津大学崇高学术声誉的象征。她是一个精心培育的传奇，在英国璀璨的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足以与乡村别墅、皇家海军、议会和君主政体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