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为城市的“小人物”立传

作者:魏锋

“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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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创作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现代秦腔、眉户戏,获“文华编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奖。近年来相继创作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不久前,陈彦的《主角》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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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城市叙事


《主角》被认为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一个以中国古典的审美方式讲述的寓意深远的“中国故事”。因此,《主角》的面世,让一度静悄悄的文坛出现了少有的骚动,为高原宽阔高峰稀缺的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增添了耀眼的亮色。

著名评论家李震评价说:“在《主角》这部作品中, 陈彦以对自己谙熟的古老剧种秦腔,以及几代秦腔演员的生存轨迹的书写,刻画出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际遇,并由此使《主角》成为继陈忠实书写20世纪前半叶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际遇的《白鹿原》之后, 又一部地地道道的、高品格的文化小说。”

“小时候看剧团唱戏也不容易,听说哪个地方要演戏,会跑几十里路赶过去看。我父亲是公社书记,剧团巡演到公社,不管到哪个大队,都跟着看,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意思。《主角》里边写到最大的场面——十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 这是我真实经历的场面。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在黄河滩上参加三省物资交流会演出, 场面巨大。我觉得秦腔皇后忆秦娥应该有这样的场面才能把她衬托出来, 就在小说里设置了十万人看戏的情节。我自己的一个戏《迟开的玫瑰》在宝鸡演出时,有五六万名观众,后面观众有的站在拖拉机上,有的爬到树上,人山人海。现在的演出,一万名观众的场面还经常见,可见戏曲有巨大的吸引力。《主角》最后,忆秦娥带出了徒弟,自己被冷落,觉得就要走出历史舞台了,可她舅说,没有,你在省上待的时间长了,你到沟沟岔岔去看看,唱戏的生命力强大得很,供你演戏的台口多得很, 你才50多岁,多少地方需要你去唱戏!忆秦娥51岁又回到放羊的家乡,再次出发。”陈彦回忆说,小时候受秦腔影响,半生与舞台艺术打交道, 在戏曲院团工作30年, 其中担任专业编剧25年,耳濡目染、“烟熏火燎”,的确认为戏曲离了“草根性”将寸步难行。

迄今,他创作的舞台剧以及三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无一例外都以底层叙事和“小人物立传”为主体范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籍作家主要关注乡村,陈彦却专注于城市叙事。

“我只是力图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在陈彦看来,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陈彦说,与各类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有时一想起他们的行止,就会突然兴致盎然,甚至有一种生命的激扬与亢奋感。


借秦腔看社会变迁


“我是想借忆秦娥这个人物,借秦腔这门艺术,阐发从1976年到2016年这40年中我对整个社会的感知,想借舞台艺术,阐发对大社会的认识。”陈彦小说创作的描写对象由舞台背后的辅助人员,转至舞台中央的主角,小说涉及二三百号人物,他们都在自己的轮盘上争当着主角……故事围绕秦腔名角忆秦娥一一铺陈开来,似真似幻。作家从1976年写到2016年,从乡村到都市再辗转海外,透过秦腔舞台,描摹出中国最古老剧种的沧桑变迁与整个社会在时代洪流中历经万千变幻的生动画卷。

“忆秦娥”闪亮登场,她有自己的操守,有纯洁的心性,同“陆文婷”“许秀云”“田润叶”“王绮瑶”等一批不同时代的女性典型人物走进人们的记忆当中。“在写《主角》时,几乎常常是一泻千里般地涌流而出。并且时常会眼含热泪,情难自抑。”主角也好,配角也好,舞台上的人生,其实也是生活里的人生。《主角》是陈彦最好的一部作品,通过对忆秦娥、对秦腔的把握,通过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以历史文化艺术沁润其间,将作品推向高潮。陈彦说,《主角》的主角忆秦娥,刚开始她只是个放羊孩子。她舅在剧团敲鼓,看着姐姐娃多家穷,就想弄一个女子到剧团去。忆秦娥姐姐漂亮、灵气,本来应该姐姐去,但忆秦娥年纪小,在家用处不大,就让她去了。进剧团以后,也看不出她有太大前途,只是舅舅的相好胡彩香觉得这娃嗓子好,教她唱戏。

为啥呢?因为她在家放羊,经常在山上野喊。忆秦娥她的舅舅是单位上的怪人,痴迷专业,有正义感。她舅犯事后,忆秦娥也当不成演员了,到伙房帮灶,闲着没事儿就练功。后来老戏解放,几个老艺人发现这娃能吃苦,认为能吃苦是戏曲演员的首要条件,就把她弄出来排戏,竟然火了。后来忆秦娥被调到省里的大剧团,在省团,主角配角争斗愈演愈烈,在争斗过程中忆秦娥不断向后退。她身上真没有名利思想,希望安安宁宁。可她越是不争,反而越被往前推,成了大主演。随着褒奖的到来,流言蜚语也来了。后来经济大潮起来,剧团不行了,大家要么做生意、要么做模特,她却没什么可弄,没事只能练功,也没明确目的,只是因为不活动就不舒服。这样坚持好多年,后来戏曲慢慢得到重视, 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清醒,逐渐走向自觉。

“主角”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小说里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做主角,谁愿意给人做配角?甘当配角,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无奈。


人性人情与世事沧桑


“秦腔的苍凉与悲壮是与这块土地有关联的声响,但我更觉得,因为秦腔的生命长度,而使我更懂得了人性、人情与世事的艰辛沧桑。听秦腔会使你的生命变得沉厚、凝重起来,长期面对那种声音,你会不自觉地去追求一种生命的悲壮感。”作为秦腔剧种这40年来发展变迁的见证者、亲历者,陈彦认为秦腔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纯艺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裹挟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大量秦腔剧作中,就能看到社会生活的演进过程。

“我在努力完成分内工作后,就会一头钻进书房,哪怕是把成摞的书再码一码,也不想从这里走出去。怕跟人过多交流,只喜欢跟书对话,然后就是在作品中建构、完善自己的世界。写完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和《装台》后,即使不写《主角》,我也会写其他的东西,闲不下来,哪怕闲个周六、周日,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有时半夜会突然惊醒,再也难以入睡。”陈彦坦言。

“写作有千条道理,之于我只有一条,那就是写熟悉的生活,写反复浸泡过的生活,写已然发酵了的生活。”陈彦坦言,长篇小说《装台》写搭建舞台的一帮农民工,和《主角》是连贯的,同时也是一种象征。生活中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是搭舞台供人表演的。舞台剧创作的经验也为自己提供了帮助。戏剧把生活浓缩在那么短的时间,删繁就简,要做很多工作,长篇小说在这方面要向戏剧借鉴。更关键的一点,这三部小说都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最大的积淀是生活。凡是写长篇,得有七八十万字的篇幅,需要的生活细节是海量的,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在这时候都要调动起来使用。

陈彦坦言,《主角》的创作几乎不需要做任何采访,只需要一些印证,一切都是了熟于心的。有亲身经历过的,也有把别人的生活经验信手拈来的。全书一两百号人物,都似曾相识,但他们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才“粉墨”登场的。任何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都不具备艺术化的典型形象需要,必须虚构。现实中没有忆秦娥,也没有秦八娃,更没有一个叫“省秦”的剧团。“老艺人他一生倒是遇见不少,但他们都不是直接就有了我小说中的那种风貌,有时是需要集合起好几个人来, 才能完成一个形象塑造的。”

对于集作家、编剧和行政管理者于一身的陈彦来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的主角,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别人的配角。他只清清楚楚地知道,在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痴迷癫狂的艺术世界里, 他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而畅笑和恸哭, 游刃有余、随心所欲。

关于下一步创作,陈彦说,以后创作空间会转折,但不是现在。也许将来会更直接反映新的生活体验积累,但现在仍然会在城市“边缘人”或者叫“小人物”身上下功夫,下更深的功夫。从个人审美讲,自己更喜欢厚重的现实主义叙事。用陕西话讲,这样写,可能“搂得更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