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创作不能靠灵感

　　张佳玮，无锡人，1983年7月出生。2002年在无锡一中就读期间参加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获得二等奖。2002年秋入上海东华大学读电子商务专业。2002年底开始以信陵公子为网名写作。2003年暑假中完成第一个长篇历史小说《倾城》，2004年4月被南方都市报列为“八零后实力派五虎将”之一。2012年9月前往法国留学。2006年开始写篮球评论，迅速成长为中国篮坛知名评论员；在虎扑、天涯、豆瓣等社交媒体拥有大量粉丝，其中知乎拥有近百万粉丝，人称“张公子”。著有《无非求碗热汤喝》《孤独的人都要吃饱》《伦勃朗1642》《瞧，科比这个人》等。译作《浮生六记》长期占据京东商城图书文学榜第一名、当当商城图书文学榜第一名至今。

　　近日，张佳玮携著作《飞越玫瑰园》与首部译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亮相北京字里行间书店，举办了新书发布暨签售会，吸引了众多粉丝前来棒场，会后本报记者也就翻译与创作等相关话题采访了他。

记者：您认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一本怎样的书？它已经有了诸多译本，请问您为什么选择重译此书？

张佳玮：《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曾经是一本禁书，但我绝不是因为禁书的名头而选择翻译它。早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也喜欢上了作家D.H.劳伦斯。劳伦斯出身矿工家庭，据一些传记记载，他有恋母情结，而且按照当时的语境，他对女性的感情和性爱的观念是与众不同的。此外，他亲眼看见家乡的原野被工业化所湮灭，就像我们现在回到家乡，目睹民居旧俗逐渐消失。“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劳伦斯倾其一生都在书写这个主题，他试图回到工业化之前的世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逃脱不了这个主题，它不仅讲述了一位女性摆脱无望的婚姻寻找真爱的故事，也是一位女性试图摆脱工业重回自然的故事。从这个方面而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一本女权主义作品。

　　说到翻译这本书，我还要感谢策划方盛世肯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苑中老师。在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我见到了林老师，当时他问我，从作家的角度，你认为现有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中译本怎么样？试想你是劳伦斯，你会怎样翻译这本书。他的这几句话，就是我翻译《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契机。

　　我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有两条标准，一是我喜欢的，二是具有可译性的。我愿意翻译我喜欢的作品，但我越喜欢一部作品，翻译时就越紧张，唯恐无法完美地将其呈现，于是翻译的时候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翻译是无法穷尽的，尤其是对诗歌或者类似诗歌的小说的翻译——原文的音韵和节奏难以完整翻译，能译的只是其中的含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尽量找到符合原文的句子，但原文中流动的语感无法完美呈现。翻译最多只能传达99%的含义，永远无法做到100%。所以每次翻译都要谨慎小心，精益求精。

　　不过有些书我是不翻译的。如《世说新语》《闲情偶寄》，还有苏轼的作品。因为这些书的精华在于其语感，这是极难翻译的东西。已经有完美译本的作品我也不会去翻译，例如李丹、方于的《悲惨世界》、傅雷的《欧也妮·葛朗台》等，这些译本完美无缺，难以超越。

记者：您翻译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您认为一部译作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张佳玮：国内《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有众多译本，除了最早的版本外，我还读过赵苏苏和黑马的，不过林老师建议我忘掉以前的译本，形成自己的风格。

　　翻译的时候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从文化上来说，如果没有西方文学基础，很难明白作者的本意。例如，小说中有三组对立元素，煤矿和原野，工业化和原始文明，僵死的社会文明和肉欲的真爱，这类似《圣经》中“三位一体”的结构，也是西方文学常用的手法之一，但如果不了解就难以明白作者的意图。

　　从语言上来说，劳伦斯爱好铺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抒情意味浓厚，自然主义的写作理念和长篇的抒情描写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劳伦斯是植物爱好者，他笔下的查泰来夫人喜爱散步，因此书中有很多关于植物的详细描写。在翻译的时候，我必须四处查询这些植物到底是什么。劳伦斯也爱用典故，文中的话都有出处，因此我要停下来找注释。不过，我能保证诸位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像我当年读英文版那样累。

　　另外，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多描写性爱的场面，翻译的时候要把握“度”。因为劳伦斯并不单纯地“为描写而描写”，他自有目的。他赋予性爱仪式感，并通过其侧面表现了查泰来夫人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也是劳伦斯细致描述每一场性爱的原因。以上这些都给翻译增加了难度。这也是我翻译地最久的一本书。《浮生六记》我翻译了10天，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断断续续地用了半年才完成。

　　在翻译时，我最看重的一点，是翻译的流畅度。英语有一个特点，它喜欢将动词名词化，如中文表达“你很有名”，英文则表述为“你的知名度很高”。这就是典型的翻译腔，背后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村上春树英文版本的《出租车上的吸血鬼》与原版风格相差比较大，而且比中文版出色，原因在于英文版用词更加简洁干脆，既契合了英语国家的阅读习惯，也更贴近村上春树本来的特点。村上春树的语感和风格模仿的是雷蒙德·卡弗、雷蒙德·钱德勒以及菲茨杰拉德，具有冷峻的特点。就我读日文版的《出租车上的吸血鬼》感觉来说，林少华的中文译本比原版更文绉绉。

　　中国早期的翻译家多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腔比较明显。而我想尝试用地道的中文表达翻译外文原著，这是我的翻译宗旨。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深厚的中文功底，我可能无法做到最好，但我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带来一点影响，做些许改变。

记者：《飞越玫瑰园》是您十年前就开始创作的作品，到现在才出版。这些年中，您做了哪些修改？

张佳玮：这本书从2006年开始创作，2007年完成。那时我才24岁，满怀对小说的热情，因此这本书写得比较肆无忌惮。那是我第一次写没有任何时代与地域背景的小说。凭空创造一个世界，比起凭依于现代或者假托某个历史时期，要困难一些，一如在空白的纸上作画：你必须自己勾勒出背景、确定小说的色调和世界观来。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写作能够相对自由。而自由也是本小说唯一真正的主题，灵感最初来自于昆德拉的《笑忘录》。这本小说并不是我写得最有技巧的一本，但是是我写的最有野心的一本，也是我的一部“致敬”小说，小说中的“玫瑰园”是向马尔克斯致敬。

　　2016年夏秋之交，在巴黎，我再次修改这个文本时，有些地方像故地重游（毕竟是自己写的），有些地方则很陌生，还有许多地方让我脸红。我修改了一些词句，但保留了故事的原貌，因为发现我没法动摇十年前的自己，所以就这样吧。这是一个23岁的青年写就、33岁的自己看了会脸红的小说，但除了脸红，我也多少羡慕当时的自己，能全情投入，描述一些关于自由和幻想——现在看，多少有些妄想——的故事。现在的版本与原来的相比，多了些真诚。十年前写文章，我喜欢用长句，翻译腔很重。现在写作技巧用得少了，更注重表现文章的本质。

记者：作家创作需要灵感，您怎样看待灵感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您是怎样保持写作的动力，坚持文学创作的？

张佳玮：我一直在写东西，但写东西不能靠灵感。“任何一个号称天才的作曲家，他是要工作的。”音乐家是这样，作家也是。单凭灵感，可以写出片段或者一两句诗，但长篇的内容，需要的是技巧和长期积累的语感，所以作家不能靠灵感，靠的是持久的工作。就像音乐，好听之处也许是一两段旋律，但是使这段音乐伟大的不是旋律而是和声。

坚持文学创作除了不断地写作保持手感，还需要有良好的体质。我的经验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水分。

记者：有人说，您的写作风格与村上春树的相似，您怎么看？

张佳玮：我早期写的东西有些刻意地模仿村上春树。我喜欢他1995年之前的作品，他的短篇才华远在长篇之上。他的作品极富想象力，寥寥几笔就能够让读者进入他构建的世界。他作品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生的世界，另一个是“死亡”的世界。他试图探寻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记者：最近汪曾祺的散文开始流行，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张佳玮：汪曾祺的文章有点像明朝士大夫的风格。现在流行他的文章，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文化发展过程，因为时代到了这一步。例如电视剧，先流行的是抗战剧，再是仙侠剧，现在是生活剧。其实明朝也有类似的演变。最先流行《三国演义》《水浒传》，后来是《西游记》和《三遂平妖传》。一个国家从建立开始，最先流行的都是宏大叙述的浪漫主义作品，之后进入神幻作品兴盛期。现在人民生活到了逐渐安定的时期，希望读散淡、日常的文章。汪曾祺的作品风格柔和，不具有攻击性，到现在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记者：您选择好书的标准是什么？您对您的作品有什么期待？

张佳玮：我看的书比较杂，爱好广泛，没有一定的标准。其实一部作品出来之后，就和作者没有关系了。最近我才知道以前翻译的《浮生六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品的销量是一方面，但我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译作之后，对作者其他作品产生兴趣。例如劳伦斯其他的作品也很优秀，例如《白孔雀》《儿子与情人》《虹》等。希望大家多读一点经典作品，少读一些快餐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