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创作不能靠灵感来源:图书馆报作者:白玉静 陈淑仪
张佳玮,无锡人,1983年7月出生。2002年在无锡一中就读期间参加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获得二等奖。2002年秋入上海东华大学读电子商务专业。2002年底开始以信陵公子为网名写作。2003年暑假中完成第一个长篇历史小说《倾城》,2004年4月被南方都市报列为“八零后实力派五虎将”之一。2012年9月前往法国留学。2006年开始写篮球评论,迅速成长为中国篮坛知名评论员;在虎扑、天涯、豆瓣等社交媒体拥有大量粉丝,其中知乎拥有近百万粉丝,人称“张公子”。著有《无非求碗热汤喝》《孤独的人都要吃饱》《伦勃朗1642》《瞧,科比这个人》等。译作《浮生六记》长期占据京东商城图书文学榜第一名、当当商城图书文学榜第一名至今。 近日,张佳玮携著作《飞越玫瑰园》与首部译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亮相北京字里行间书店,举办了新书发布暨签售会,吸引了众多粉丝前来棒场,会后本报记者也就翻译与创作等相关话题采访了他。 记者:您认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一本怎样的书?它已经有了诸多译本,请问您为什么选择重译此书? 张佳玮:《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曾经是一本禁书,但我绝不是因为禁书的名头而选择翻译它。早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也喜欢上了作家D.H.劳伦斯。劳伦斯出身矿工家庭,据一些传记记载,他有恋母情结,而且按照当时的语境,他对女性的感情和性爱的观念是与众不同的。此外,他亲眼看见家乡的原野被工业化所湮灭,就像我们现在回到家乡,目睹民居旧俗逐渐消失。“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劳伦斯倾其一生都在书写这个主题,他试图回到工业化之前的世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逃脱不了这个主题,它不仅讲述了一位女性摆脱无望的婚姻寻找真爱的故事,也是一位女性试图摆脱工业重回自然的故事。从这个方面而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一本女权主义作品。 说到翻译这本书,我还要感谢策划方盛世肯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苑中老师。在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我见到了林老师,当时他问我,从作家的角度,你认为现有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中译本怎么样?试想你是劳伦斯,你会怎样翻译这本书。他的这几句话,就是我翻译《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契机。 我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有两条标准,一是我喜欢的,二是具有可译性的。我愿意翻译我喜欢的作品,但我越喜欢一部作品,翻译时就越紧张,唯恐无法完美地将其呈现,于是翻译的时候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翻译是无法穷尽的,尤其是对诗歌或者类似诗歌的小说的翻译——原文的音韵和节奏难以完整翻译,能译的只是其中的含义。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尽量找到符合原文的句子,但原文中流动的语感无法完美呈现。翻译最多只能传达99%的含义,永远无法做到100%。所以每次翻译都要谨慎小心,精益求精。 不过有些书我是不翻译的。如《世说新语》《闲情偶寄》,还有苏轼的作品。因为这些书的精华在于其语感,这是极难翻译的东西。已经有完美译本的作品我也不会去翻译,例如李丹、方于的《悲惨世界》、傅雷的《欧也妮·葛朗台》等,这些译本完美无缺,难以超越。 记者:您翻译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您认为一部译作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张佳玮:国内《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有众多译本,除了最早的版本外,我还读过赵苏苏和黑马的,不过林老师建议我忘掉以前的译本,形成自己的风格。 翻译的时候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从文化上来说,如果没有西方文学基础,很难明白作者的本意。例如,小说中有三组对立元素,煤矿和原野,工业化和原始文明,僵死的社会文明和肉欲的真爱,这类似《圣经》中“三位一体”的结构,也是西方文学常用的手法之一,但如果不了解就难以明白作者的意图。 从语言上来说,劳伦斯爱好铺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抒情意味浓厚,自然主义的写作理念和长篇的抒情描写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劳伦斯是植物爱好者,他笔下的查泰来夫人喜爱散步,因此书中有很多关于植物的详细描写。在翻译的时候,我必须四处查询这些植物到底是什么。劳伦斯也爱用典故,文中的话都有出处,因此我要停下来找注释。不过,我能保证诸位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像我当年读英文版那样累。 另外,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多描写性爱的场面,翻译的时候要把握“度”。因为劳伦斯并不单纯地“为描写而描写”,他自有目的。他赋予性爱仪式感,并通过其侧面表现了查泰来夫人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也是劳伦斯细致描述每一场性爱的原因。以上这些都给翻译增加了难度。这也是我翻译地最久的一本书。《浮生六记》我翻译了10天,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断断续续地用了半年才完成。 在翻译时,我最看重的一点,是翻译的流畅度。英语有一个特点,它喜欢将动词名词化,如中文表达“你很有名”,英文则表述为“你的知名度很高”。这就是典型的翻译腔,背后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村上春树英文版本的《出租车上的吸血鬼》与原版风格相差比较大,而且比中文版出色,原因在于英文版用词更加简洁干脆,既契合了英语国家的阅读习惯,也更贴近村上春树本来的特点。村上春树的语感和风格模仿的是雷蒙德·卡弗、雷蒙德·钱德勒以及菲茨杰拉德,具有冷峻的特点。就我读日文版的《出租车上的吸血鬼》感觉来说,林少华的中文译本比原版更文绉绉。 中国早期的翻译家多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腔比较明显。而我想尝试用地道的中文表达翻译外文原著,这是我的翻译宗旨。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深厚的中文功底,我可能无法做到最好,但我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带来一点影响,做些许改变。 记者:《飞越玫瑰园》是您十年前就开始创作的作品,到现在才出版。这些年中,您做了哪些修改? 张佳玮:这本书从2006年开始创作,2007年完成。那时我才24岁,满怀对小说的热情,因此这本书写得比较肆无忌惮。那是我第一次写没有任何时代与地域背景的小说。凭空创造一个世界,比起凭依于现代或者假托某个历史时期,要困难一些,一如在空白的纸上作画:你必须自己勾勒出背景、确定小说的色调和世界观来。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写作能够相对自由。而自由也是本小说唯一真正的主题,灵感最初来自于昆德拉的《笑忘录》。这本小说并不是我写得最有技巧的一本,但是是我写的最有野心的一本,也是我的一部“致敬”小说,小说中的“玫瑰园”是向马尔克斯致敬。 2016年夏秋之交,在巴黎,我再次修改这个文本时,有些地方像故地重游(毕竟是自己写的),有些地方则很陌生,还有许多地方让我脸红。我修改了一些词句,但保留了故事的原貌,因为发现我没法动摇十年前的自己,所以就这样吧。这是一个23岁的青年写就、33岁的自己看了会脸红的小说,但除了脸红,我也多少羡慕当时的自己,能全情投入,描述一些关于自由和幻想——现在看,多少有些妄想——的故事。现在的版本与原来的相比,多了些真诚。十年前写文章,我喜欢用长句,翻译腔很重。现在写作技巧用得少了,更注重表现文章的本质。 记者:作家创作需要灵感,您怎样看待灵感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您是怎样保持写作的动力,坚持文学创作的? 张佳玮:我一直在写东西,但写东西不能靠灵感。“任何一个号称天才的作曲家,他是要工作的。”音乐家是这样,作家也是。单凭灵感,可以写出片段或者一两句诗,但长篇的内容,需要的是技巧和长期积累的语感,所以作家不能靠灵感,靠的是持久的工作。就像音乐,好听之处也许是一两段旋律,但是使这段音乐伟大的不是旋律而是和声。 坚持文学创作除了不断地写作保持手感,还需要有良好的体质。我的经验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水分。 记者:有人说,您的写作风格与村上春树的相似,您怎么看? 张佳玮:我早期写的东西有些刻意地模仿村上春树。我喜欢他1995年之前的作品,他的短篇才华远在长篇之上。他的作品极富想象力,寥寥几笔就能够让读者进入他构建的世界。他作品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生的世界,另一个是“死亡”的世界。他试图探寻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记者:最近汪曾祺的散文开始流行,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张佳玮:汪曾祺的文章有点像明朝士大夫的风格。现在流行他的文章,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文化发展过程,因为时代到了这一步。例如电视剧,先流行的是抗战剧,再是仙侠剧,现在是生活剧。其实明朝也有类似的演变。最先流行《三国演义》《水浒传》,后来是《西游记》和《三遂平妖传》。一个国家从建立开始,最先流行的都是宏大叙述的浪漫主义作品,之后进入神幻作品兴盛期。现在人民生活到了逐渐安定的时期,希望读散淡、日常的文章。汪曾祺的作品风格柔和,不具有攻击性,到现在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记者:您选择好书的标准是什么?您对您的作品有什么期待? 张佳玮:我看的书比较杂,爱好广泛,没有一定的标准。其实一部作品出来之后,就和作者没有关系了。最近我才知道以前翻译的《浮生六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品的销量是一方面,但我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译作之后,对作者其他作品产生兴趣。例如劳伦斯其他的作品也很优秀,例如《白孔雀》《儿子与情人》《虹》等。希望大家多读一点经典作品,少读一些快餐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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