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清：“文字转换”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乡村生活图景》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的短篇小说集，首版于2009年，共收入八个短篇小说。前七个故事之间具有连贯性，人物重复出现，展示出一幅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以色列乡村生活图景。每个村民都在追寻，但最终一无所获，令人不免对个体生存境遇进行思考。第八个故事发生在另一个遥远的所在，奇异而令人震撼。2017年，乡村生活图景》获得第一届京东文学奖年度国外作家作品奖。作者阿摩司·奥兹（Amos Oz），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是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1939年5月4日，阿摩司·奥兹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一户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后在胡尔达基布兹居住并务农，曾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参加“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主要作品有《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乡村生活图景》等，曾获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卡夫卡奖”、“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钟志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希伯来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希伯来语和文学，并协助东亚系教授古代汉语。2001年至2005年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是第一位在以色列获希伯来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同时也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英国学术院、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专著有《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在前不久揭晓的首届京东文学奖上，钟志清译著的《乡村生活图景》获得了年度国外作家作品奖。

记者：对文学而言，翻译非常重要，但很多文学奖项并不重视译者。但京东文学奖对译者特别重视，为译者颁奖、赠予奖金，请问您怎么看？

钟志清：我觉得这是京东的一个创举。据我所知，目前国内评选作家奖的时候，很少把奖颁给译者。把奖金分给译者是京东的首创，这是对翻译工作者的支持。当前学术评估体系中，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不算作成果的。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仁都奋斗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他们只能够默默做些翻译工作。设置翻译奖，是京东对翻译事业的扶持。我非常希望能够建立良性循环，希望更多的同仁获奖，也希望京东将翻译奖传承下去。据我所知，国际上也开始重视译者了。现在，著名的布克奖把奖金一分为二，译者和作家平分。我认为，作家做了独创性的工作，按照70%和30%分配还是比较合理的。

　　当奥兹知道译者和他分享奖金这个消息后，他也非常高兴，说希望以后一直这样。奥兹对译者非常尊重。他有一本小说，翻译成《背叛者》或《犹大》，英译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德朗士。他俩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合作翻译文学作品，有许多佳话流传。《背叛者》列在今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中，5月初在伦敦有一个颁奖仪式，但奥兹只知道自己的作品进了短名单，不确定能否获奖。由于那个奖的奖金是由译者和作者平分的，所以奥兹请英译者代他出席仪式。今年7月份，以色列一个非常有名的会议中心要举办一个翻译论坛，他们选的阅读文本就是奥兹的《背叛者》。

记者：请您分别从读者和译者角度评价《乡村生活图景》这本书。

钟志清：在中国，我应该是奥兹第一位特别细致的读者；对我翻译的那些作品而言，我是第一位细致的读者。读者是走马观花地看，而译者则要把每个字吃透，并把它转化成另外一种文字。我翻译《乡村生活图景》时感觉难度颇大。它有8个短篇小说，内容非常浓缩，而且每一篇没有结局的故事都非常沉重。作者步入中年，写的是中年人的危机，当我们对人生有一定体验的时候，看到的不总是鲜花和美景，还有特别沉重的东西。书里面提到了养老的问题。有那么两篇作品《继承人》和《挖掘》，一个讲的是儿子和母亲，一个是女儿和父亲，讲的是中年人要赡养父母，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举步维艰。另外，每一部作品都没有结尾，让人感觉特别沉重，一方面猜要写什么，另一方面对主人公非常担心。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短篇小说，看到的是非常平常的事，但就是想看，可不知道想说什么，它值得不断探索和回味。这是短篇小说的力度，长篇不可能这么写。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翻译此部作品？

钟志清：2011年的11月，当时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奥兹到波士顿为他这本书作推广。我想译这个作品，就在那边跟奥兹见了一面，聊到了这个作品，就忽然产生强烈的愿望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这也是一个承诺。

记者：在中国，对普通读者而言，以色列的文学比欧美文学和美洲文学热度更高。犹太民族是历史上受过创伤最严重的一个民族，但它有辉煌的历史，创建了四大文明之一，对此您怎么看？

钟志清：这个想法跟你略有不同，欧美文学作品包括俄罗斯文学作品，大概五四之前就有译本，距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1992年中以建交之后，以色列文学作品才在中国开展译介活动，至今不过二十余年。但像出版社如此大力推广一个作家的现象还并不是特别多见。如果按照平均数推算的话，我认为以色列文学作品这些年在中国的关注度挺高的，它在东方文学领域也算是异军突起了，许多中国作家对以色列文学作品很有共鸣。2007年时，莫言老师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在社科院参加奥兹作品研讨会，写了一个《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书评，写得特别好，有的时候我到国外去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都援引他的话。他对奥兹的解读，就是带着你看遍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直击要害。

记者：译者是桥梁，翻译是再创作，请问您怎么看？

钟志清：译者和作者之间有互动，作为译者，我参与到创作当中去。希伯来文当中，有些词组合到一起是一个意思，但是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这时就得换一些表达方式，或者加注释，或者换一个词，这需要和作者不断地商议。在以色列留学六年，我导师的办公室就在奥兹的办公室对面，于是我经常有机会向他请教。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互动挺多的。当对词和语境的理解不同的时候，他会给译者一些自由度。他说，要忠实于原作，就不必拘泥于文字。译作想传达原作的精神，就不能够逐字对比或者硬译。希伯来文与英文俄文都不同，它的文字简洁，非常直截了当，非常铿锵有力。简洁明白的语言，有时候反而跟汉字对应得上。不过找不到对应词时就要慢慢解释。

记者：现在从事翻译的群体，得到的稿费是比较低的，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钟志清：我记得以前翻译《我的米海尔》时是35块钱一千字，但到现在一千字也没有一百块钱，这次我的奖金比我20年得到的翻译费还要高。但是我认为，翻译从业者的确非常喜欢翻译，不同文字之间的转换是一种挺愉悦的体验。

记者：您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您觉得触动最大的，最受益的事是什么？

钟志清：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压抑，但是每次翻译完一篇对人生又有了新的领悟。我翻译《我的米海尔》时大概30岁，而奥兹写那篇小说时是25岁，我们的情感比较有共鸣。翻译《爱与黑暗的故事》时，我觉得在精力和思想上和他有一些距离了，因为他那会儿60岁，我那会儿大概40岁。翻译《乡村生活图景》的时候，可能年龄段的差距不是特别大了，慢慢体会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比较震撼。王蒙老师说，不知道这个作品是什么意思，但是结局写得太好了。我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年老之际疲倦的时候，好像就是这种心灵状态。有的时候读文学读出了自己，想象10年后、20年后、30年后的样子，若10年、20年后以后再去读，就会发现里面写的就是自己的体验。文学毕竟就是真实的一种人生反映。你们还年轻，意识不到这一点。京东文学奖的几位评委，心智都非常成熟，而且像王蒙、张大春等人，他们比较年长，觉得奥兹写的是人的另一面，笔法另辟蹊径。年轻的读者不懂《乡村生活图景》的感觉，总觉得特别压抑，有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这和读《我的米海尔》与《爱与黑暗的故事》感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