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叶景葵、张元济鉴于“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又因战乱而大量流失的现状，便商议发起创办私立图书馆，后来又有各界知名人士加入，但建馆之功主要还是依仗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三人。馆名“合众”，十分贴切。

1958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合众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大型的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其现在的整体规模在国内仅次于国家图书馆。

　　三人“合众”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庵，浙江杭州人，前清进士。他不单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金融专家，曾先后担任清政府天津造币厂监督和大清银行监督。1915年起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在他的管理之下，1918—1927的十年间，有五年存款总额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叶景葵颇有著述，有其历年读书题记、序跋辑成的《卷庵书跋》以及《叶景葵杂著》存世。而他的藏书无论质与量都相当可观。据顾廷龙所编《杭州叶氏卷庵藏书目录》记载，共计两千八百余部三万余册，其中有唐写本、宋元刻本、明刻本以及稿本、钞本多种。而这些藏书也是全部捐给了合众图书馆的。他曾有一部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的稿本，经钱穆和叶景葵的“南北互校”，认定该稿本为顾祖禹先生的自校本，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但就是这样一部珍籍，叶先生亦捐给了合众图书馆。他自己再看的时候，大约也是要履行借阅手续的。《读史方舆纪要》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在成书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旷绝无仅有之书”，而经叶景葵考证，此稿本乃世间之孤本。

　　陈陶遗（1881—1946），原名公瑶，号道一，上海松江松隐镇人。陈陶遗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秀才，早年曾在家乡教书，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本期间加人同盟会，改名剑虹。受命回国后，在上海与高天梅等创立中国公学和健行公学，暗中从事革命事业。

　　陈陶遗还曾受命去南洋为同盟会募集革命经费。原本打算携经费回援广州起义，但由于起义仓促提前，以致错过时机。武昌起义成功后，陈陶遗所携经费交予沪军都督陈其美，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陈陶遗被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担任国民党江苏省支部长。“二次革命”失败，他回家隐居了一段时间。民国十四年冬，军阀孙传芳割据苏、浙、皖、赣、闽，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提出“苏人治苏”口号，陈陶遗被任命为江苏省省长。民国22年，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民国2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之时，陈陶遗因病留在上海。汪精卫建立伪政权之后，曾亲笔写信要他出任伪江苏省省长或上海市市长，均被陈陶遗拒绝。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曾上门相请，他更是不为所动，而以卖字为生。就在这段时间，叶景葵、张元济邀他共同发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

　　实际上，第一个提出创建图书馆的人是叶景葵，起因则在于张元济。

　　早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张元济与陈昭常、夏偕复、曾习经等人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时，叶景葵即是通艺学堂学员之一。后张元济经办商务印书馆，叶景葵常年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监察人。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10月29日，“全天在炮火隆隆之中，（张元济）于兆丰别墅叶景葵寓为其整理藏书。时叶因兴业银行业务赴武汉，叶寓临近战区，（张元济）先生担心藏书有失，故主动承担整理之责。”（见《张元济年谱》）张元济此举令叶景葵非常感动，遂致信张元济：“菊丈（张元济号菊生）台鉴，顷接通丈（指陈叔通先生）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今岁私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人可以共信之图书馆。”信中不但表达其对张元济冒险为其整理藏书之举的感谢，还表明创建图书馆的想法亦由此而萌生。而后在他给顾廷龙的信中更是明确提出：“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产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蒋抑卮君书籍亦捐入之。发起人现只张菊生与弟二人，所以不多招徕，因恐名声太大，求事者纷纷，无以应之也。”这样，无论馆名“合众”，还是建馆基金，或是馆址用地一应出自叶景葵先生。还有，最初的发起人仅有叶、张二人，又是叶景葵提出借助陈陶遗先生的名望（彼在江苏声望极隆——叶景葵语）而相约共襄此举的。三人在合众图书馆中分工如下：陈陶遗——董事长，张元济——理事会主任，叶景葵仅为常务董事。馆长一职则由顾廷龙先生担任。合众图书馆于1941年落成，共收藏捐赠之书二十二万册，藏书之富、门类之多，“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所藏”（张元济语）。在顾廷龙的主持下，合众图书馆很快成为继东方图书馆之后又一个上海文化名人的聚会之所，时常到馆人中有胡适、秉志、钱钟书、马叙伦、冯其庸、蔡尚思、章鸿钊、林志钧、刘恒等。

合众图书馆旧址

　　一任馆长六十年

　　顾廷龙担任图书馆馆长职务长达六十年，这在图书馆事业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苏州人。顾廷龙从小受到充分的蒙学教育，及长又进西式学堂，曾就读于苏州省立第二中学和上海南洋大学机械系。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并于当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古文字学，193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学校任校图书馆采访部主任达六年之久。期间，与其侄顾颉刚共同研究《尚书》及古文字学，应该还有版本目录学。当时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校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工作。该委员会成员除图书馆馆长洪煨莲先生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等人。顾颉刚曾专门写了一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详列许多应当收购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资料，如档案、哀启、账簿、戏本、歌谣、宝卷、金石拓片、各类著作稿本以及有文献价值的照片等。顾廷龙从中受到启发，竟由此走上了广泛搜集、整理此类图书资料之路。

　　上海沦陷后，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等人在上海筹建合众图书馆。据说叶景葵看了顾廷龙为章式之先生遗藏所作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十分赞赏，遂萌生邀顾廷龙南下主持馆政的想法。而这一邀请完全是以书信往来方式进行的。

具体说到邀顾廷龙南下一事，如下几封情感真挚又颇具文采的书信摘要可以表明事情进展的主要脉络：

 1939年3月15日，叶景葵首次致函顾廷龙：“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

 5月23日叶景葵致函顾廷龙：“尚望迅速料理，务于暑假开始即行南下，盼切盼切。”

 5月25日叶景葵致函顾廷龙：“此间各事均已备妥，专候兄来，即可开始办馆务。望暑假开始即行南来。”

 6月1日叶景葵致函顾廷龙：“连发两快函，想已收到，此间专待贲临办事，愈速愈妙。”

　　就这样，从3月到6月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叶景葵共十次致函顾廷龙。顾接到邀请决意南下，无奈燕京大学图书馆不肯放人。据顾廷龙回忆：“我接受叶先生相邀，决定南归，但向燕京图书馆辞职时，却复为该馆领导的热情挽留，一时不得脱身，又是张先生来函相促。”

　　顾廷龙所说张先生函即张元济写给顾廷龙的。张元济信中说：“敝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京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变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

　　于是，“在叶先生坚邀、张先生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我终于离开北平来沪参与‘合众’工作。”（顾廷龙语）1939年7月17日，顾廷龙南下到达上海，开始接手合众图书馆的筹办事宜，并于第二天拟就《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对图书馆的定位、图书采访范围、图书装订方法、图书编目方法、图书阅览制度等提出主张。特别提出要以叶景葵、蒋抑卮所捐之书为基础，“建设一专门之国学图书馆，凡新出羽翼之国学图书附属之”，以此作为合众图书馆的办馆方针。意见书得到叶景葵、张元济的同意。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41年合众图书馆开馆。在顾廷龙的操持下，合众图书馆很快成为上海孤岛时期文化界人士的聚集地，而其藏书质量之高，竟“不亚于‘东方’所藏”。（“东方”指毁于日寇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从1939年接任合众图书馆馆长一职算起，顾廷龙随着合众图书馆的变迁以及时代的变迁，一直担任着馆长职务，到他1998年辞世为止，任期长达六十年，任期之长未闻出乎其右者。

　　顾廷龙不单是管理者，他还是成就斐然的学者。他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著作。其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十年努力的成果，涉及收藏单位八百家，还曾赴美审定流落美国的古籍善本。书中共收录善本图书五万七千五百多种，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加上索引，共达二十五万九千多个条目。这部作品被学界称为近年来中国图书事业最大成就的辉煌巨著。上海市政府曾为此举行庆功会，给予了顾廷龙记大功奖励。还要提到的是另一部著作——《尚书文字合编》，作品出版时，顾廷龙已经九十三岁高龄。这是他本来的专业，这是他将近七十年前即开始的研究，这是他与顾颉刚先生合作的结晶。

　　说说上海图书馆。在相同级别中，上海图书馆是成立最晚的，它建于1952年7月22日。1958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合众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四馆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大型的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其现在的整体规模在国内仅次于国家图书馆。根据并不是最新的统计资料，上海图书馆馆藏文献达五千零九十五万册（件），包括古籍一百七十万册（件），碑帖拓片十五万件，名人手札约十万件。古籍中包括善本两万五千余种、十七万册，其中宋元刻本三百余种，唐、五代以前写经二百二十余种。在专类收藏方面，有1949年以前编纂的历代地方志约五千四百种、家谱一万八千余种（三百四十二个姓氏），以及朱卷（包括会试卷、乡试卷及贡卷）八千余种。在这些珍贵的馆藏中，有国家一级文物七百种，二级文物一千三百种。还收藏了清末以来的文化名人信函、日记、题词、图片、珍稀文献等五万多件。从这些足以夸耀的数据中，人们不难看出上海图书馆在馆藏建设上留下的顾廷龙馆长个性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