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刘南杜”和“中西两杜”

　　在中国图书馆界，提起“北刘南杜”和“中西两杜”应该是无人不晓，其中所提到的三个人物都是图书馆界的名人。北刘南杜”，北刘是刘国钧，南杜是杜定友；“中西两杜”，中杜是杜定友，西杜是美国的杜威。

　　创造“圕”字的杜定友

　　杜定友（1898—1967），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上海。少年时就读于南洋大学附中。民国七年（1918）中学毕业前夕，正逢南洋大学新建图书馆急需专业人才，校长唐文治派他到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专业，成为了上海留学海外攻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杜定友仅用三年时间，提前一年完成学业，获文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三个学士证书及一个高师毕业证（即中学教师资格证），于1921年回国。回国后在上海、广州两地从事图书馆事业长达几十年，历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立图书馆筹备处副主任，广东省文献馆主任等职务，一生著述达六百余万字，专著五十五种。主要著作有《图书馆通论》《图书分类法》《学校图书馆学》《校雠新义》《图书管理学》《汉字形位排检法》等。他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汉字排检法、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建筑、地方文献等领域皆有突出理论建树。如关于图书馆三位一体”（书、人、法）及其不同时代重心不同的观点，图书馆学应用原理与应用两个层面组成的认识，中外书籍要统一分类的思想，字根学说的发明与创立，以及给地方文献所下定义、所划范围（包括史料、人物、出版）等，都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广东组织图书馆研究会，在上海参与筹建图书馆协会，在全国参与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他对推动我国20世纪20年代的“新图书馆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杜定友先生还有一个大胆而新奇的发明，他创造了一个可能是汉字里唯一的多音节字“圕”。1924年，杜定友先生以“图书馆”三字笔画繁多、书写不便（当时尚为繁体字），便创造了“圕”字，虽为一个单字，但读音仍为“图书馆”。1926年，杜定友赴日旅行，与日本图书馆业界同仁谈及此字，受到颇多赞许。当时日本图书馆界正计划创办一份图书馆杂志，于是决定刊名就采用圕”。不久，杜定友收到《圕》杂志第一期，他对该期所有文章中“圕”一字的使用情况加以统计，在总共四十页的刊物中，用“圕”字竟达四百三十六次，但如果仍用“图书馆”则需用一千三百零八字。如此看来，“圕”字的使用确实使编辑刊物简便了许多。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会议一共收到一百七十余件提案，其中包括杜定友提出的“采用‘圕’新字案”。此议案最终由行政组决议通过。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函各图书馆，就“采访与流通”等诸事项发布指示，其中亦要求各地图书馆广泛使用“圕”字，称：“‘圕’字为图书馆三字之缩写，于图书馆界同人事务上至为经济便利，已经大会议决通过，亦望广为应用。”而且该公文就已将“图书馆”三字由“圕”代替。国内最早使用此字的报刊是上海《申报》，《申报》于1929年2月2日报道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消息时，文中已夹杂使用“圕”字。从此，“圕”在文化学术界开始流行，并曾被多种字典所收录。现在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徽就用了这个字。

　　说来有趣，“图书馆”一词就是从日本引进的。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当时清政府颁布的官方文件《学堂章程》中首次使用，于是“图书馆”成为官方认定的正式名称。而杜定友先生创造的“圕”字又反向输回日本，为日本所率先使用。

　　杜定友先生还是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41年抗战期间，广东省图书馆在韶关复馆，他就提出了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馆方针，并建立了广东文献室。在杜定友先生的倡导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专藏不断发展，至今已达到三十万册的规模，成为馆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本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研建设作出较大的贡献，并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图书馆界有地方文献“老三馆”之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即为“老三馆”之一。

　图书馆学理论大师刘国钧

　　刘国钧（1899—1980），江苏南京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在校图书馆工作。1922年出国留学，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哲学系以及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兼校图书馆中文部主任。1929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并担任《图书馆学季刊》主编，该刊为中国第一种图书馆学学术性期刊。1930年回金陵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以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43年任兰州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1951年调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1958年起任教研室主任。曾先后兼任国家科委图书小组成员、北京图书馆顾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顾问及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

　　刘国钧一生从事图书馆实践与研究，共发表论文、译著一百三十余种，常年致力于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图书馆学人才。他在文献编目、文献分类学、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书史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他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1929年）和《图书馆目录》（1957年）等编目著作，促进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的形成，对五十多年来中国图书馆的编目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还在国内最早介绍西方的机读目录，对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起了倡导作用。他1929年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曾为北京图书馆等许多图书馆采用，其分类理论也体现在以后《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和图书馆分类工作中。他的《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是文献分类学领域的力作。他1934年编写的《图书馆学要旨》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图书馆学的内容，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说”，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1958年编著的《中国书史简编》是研究中国文献发展史的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

　　这里有必要对金陵大学作一些介绍。金陵大学成立于1910年，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学校。1913年，金陵大学首任图书馆馆长、美国图书馆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克乃文先生（Harry Clemons）开设了图书馆学课程，比武昌文华图书科早了七年，是开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先河之举。刘国钧就是在克乃文先生的举荐下赴美留学的。1927年金陵大学正式建立图书馆学系。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年会亦在金陵大学举行，年会实际组织者是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主任李小缘先生。金陵大学在图书馆事业上的地位与贡献，使南京成为与北京和武汉并称的中国“新图书馆运动”时期的三大“重镇”之一。

　　与杜定友一样，刘国钧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早在1943年，刘国钧在筹建国立西北图书馆时，就提出了收集西北地方文献的想法。1944年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1947年发表《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一文，确定其三项特有任务：“一、募集西北文献：包括西北乡贤著作及其手籍，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藏、蒙、维、哈等文字之著作和其他有关西北问题之中外书籍等项内容。二、搜罗西北文物：包括陶器、汉简、碑石、金甲等。三、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表等。”1948年成立“西北资料专室”，专事西北（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地方文献的搜集、收藏、研究工作。目前甘肃省图书馆内已收藏西北地方书刊资料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五种、五万余册，成为研究西北史地、民族宗教以及敦煌学、丝路学的文献中心。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一书中对刘国钧作了这样的评价：“当1975年刘国钧对MARC和计算机应用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后，刘国钧已完整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最优秀理论家的博学、洞察力和执着。这时的刘国钧，已可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世纪性的图书馆学理论大师。”

　　编创历史最久的图书分类法的杜威

　　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美国图书馆事业家、图书馆学教育家。他对图书馆事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876年编创的图书分类法即《杜威十进分类法》，英文简称DC或DDC。DC有详、简两个版本。详本于1876年出版第一版，2003年已出二十二版。简本篇幅约为详本的10％，主要供中、小型图书馆使用。DC将图书共分十个大类：000总论，100哲学，200宗教，300社会科学，400语言学，500自然科学，600技术科学，700美术，800文学，900历史、地理。为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文献出版的需要，从第十六版起，逐步将一些体系过于陈旧的类目彻底改编，在新版本出版前单独印行一、二个类的改编表，供用户试用，被称为“凤凰表”。这种连续的局部更新，使DC既跟上新知识的发展，又保证了分类法的稳定性。DC已用三十多种文字出版，被一百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久且使用最广的分类法。在美国，有95％的公共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25％的学院及大学图书馆及20％的专业图书馆使用DC。此外，DC更能用来组织网络上的各种资源。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分类方法主要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划分，这种方法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图书分类方面的需要。中国图书馆界的不少前辈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影响和启发下，作出创立适合中文图书分类法的积极努力，杜定友和刘国钧是其中最有成就的。而刘国钧于1927年创立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更是现在国内通行的《中图法》的最初蓝本。1999年，《中图法》已发行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