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以史为镜，瞩望未来

　　李冬君，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中国私学百年祭》《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等。译著有《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明治精神结构》《叶隐闻书》。与爱人刘刚同趣治学，联手为文多篇，《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即为二人合著。此书为作者赢得“女史”之誉，评论家周泽雄称赞这本书为：“史而有识，少见；史而有情，鲜见；史而有境，罕见。”

　　记者：在《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一书中，您是从什么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

　　李冬君：在《文化的江山》里，我们把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分开立论。但真能这样分开吗？程巍先生在《中国图书评论》上为此书作“主题书评”时指出：江山”与“王朝”之喻，令我联想到梁巨川先生在1918年11月自杀殉清前所写的遗书中的一段话，表白自己之所以殉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虽然我们不是秦汉人、唐宋人、明清人，但我们都是中国人。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是不同的。司马氏篡权，赢得了王朝中国，可他在文化中国里赢了吗？没赢，是彻底的失败者。不仅文化中国里流行的“魏晋风度”与这个家族无关，就连民间也流传着“死诸葛害死了活马懿”的故事，可见这个家族何等失民心。在文化中国里，个人价值取决于民意，而非权力。中国民间社会，于功利层面，固然追逐权力，但在价值观上，却更看重历史，以历史为通往天道走向天命之路，具有终极价值。中国士人死了，没有天堂可去，唯有历史可栖，因此，历史的审判对于士人而言，有着宗教末日审判那样的意义，一如秦桧，跪在岳王墓前，被人唾弃。

　　研究近代史，也要把“晚清史”与“近代史”分开。“晚清”是指走向衰落的清王朝，研究“晚清史”以19世纪的清朝为对象，属于王朝史，而近代属于中国史，时间上或有重叠，实际并不一致。时间性，并非近代史的唯一尺度，近代史还要以“近代性”为根据。“晚清”，还停留在中世纪，在时间上多指1840年以后，而“近代”则要走出中世纪，不过，它在时间上却有可能更早，大概在明中叶以后，近代化”就已启动，可惜被清军入关中断。以此，我们可以确认，“中国近代史”是“近代化”的中国历史，它包含了晚清，不仅从时间上贯穿，如清以前17世纪的中国和清以后的民国，都属于近代史范畴，而且跨越王朝藩篱，涉足王朝以外的历史空间，例如江湖和山林、塞外和海外、东洋和西洋，虽然独立于王朝外，却为“近代化”所覆盖。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虽然一度中断，但“近代化”的两条路线还在，一条是从徐光启到徐继畬的书院路线，是沿着从学术走向政治、从书院走向共和国的渐进路线，“近代化”一启动，先知和先行者们便从这条路线走去，徐继畬以后，走在这条路线上的，有郭嵩焘、陈宝箴、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条路线从洋务运动走到君主立宪，再走向民主共和。另一条路线，从郑成功到孙中山，是一条中国民间海权路线，从世界史来看，17世纪的中国同西方一样，已开始了“近代化”。闽、粤人出海，欧人扬帆东来，东西方都在进行大航海。欧人航海，发现新世界，中国人下南洋、下西洋，也把南洋变成了“中国海”，东西方各有各的收获，各自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大航海时代。

　　正是这两条路线的合力，从内部开创了中国近代史，还有一条外来路线，那就是传教士，他们传来了西方文明的“近代性”。除传教以外，他们办学校、医院、印刷、翻译、出版机构……汉语拼音字和派留学生等皆由他们而兴。从“反帝反封建”上来谈近代史，就会把他们当作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来谈，如果把他们放在文化的江山上来谈，就会看到他们还有“近代性”的一面。

　　记者：在您所出版的著作中关于晚清政治与日本历史的话题占有较大比例，这是否能体现您一定的学术趋向？请您谈谈您的研究方法。

　　李冬君：这个问题要反过来说，应该是研究晚清政治，迫使我不断地溯源，回到古典时代的智慧里、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寻找路径。当我们从“天下观”走向“世界观”时，却又走向了东西文明冲突的龃龉。自亨廷顿提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论以来，这几乎成为今日东西方文明的共识。但我以为要走出这种文明的冲突，就需要一种更大的视界和胸怀，去看待中国身边的两面镜子——西方和日本，也许你会得出一个“文化是好东西”的结论。而这种视界和胸怀则需要古典的智慧以及一个古典主义的历史价值尺度，或许可以撑开当今人们的文化视野，走出东西方对峙的格局，回到古典主义还不具有文明冲突性质的“东西方”，重新发现“文化是好东西”的方法论，走向未来人类的太平世界。这是研究晚清政治时，所必须面对的日本的“脱亚入欧”以及东西方文明冲突的问题。

　　记者：您说的要回到古典主义不具有“东西方”概念的时候，这与现今“全球化”提倡的“同一性”有什么区别？未来“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又该何去何从？

　　李冬君：这里说的“东西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古代和中世纪，都是围绕着地中海来区分东西方，近代大航海则转向以大西洋来划分，东方的范围越来越大，西方人开始把东方分作近东、中东、远东，划分到中国来了。

　　中国人看世界的格局，同西方人不一样，不分东西方，而是天下观，有华夷之辨，无东西之争。西方人看东方，自有其价值取向，可到中国来一看，一向歧视东方的西方反被中国歧视了，中国人自居于中央，号称“中央之国”，凡接受这一称号，便来打交道，不接受，你就别来。

　　然而，西方人既不接受称号，还要来打交道，不仅不入天下观的局，还带来一个东西方的局，日本人“脱亚入欧”，就是入了东西方的局，渐渐地，中国也跟着入了这个局。本来，日本人在天下观的局里，还一度以“中国”自居。或因明清之际，义士流亡日本，旨在反清复明，日助之，故以“中国”自居，而曰“蒙元以后无汉人，满清以后非中华”。时来，日人面对两个局，一是天下观的局，接着中国往下发展，还有就是东西方的局，全盘西化，日本选择了后者。

　　于是，东西方分野，又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了。日本因势利导，借用了东西方这个大局，作为西方在东方的代表，得到英国支持，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太平洋上重新调整了东西方的格局。战争的失败者——中、俄两国都被划在了东方，而胜利者日本则成功入欧，转化为西方列强。这样的东西方，与其说是个地理概念，而毋宁说是个地缘政治概念，它不单是国家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所在，更由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形态和文化样式带来。明治维新，便是在东西方的格局里日本国家定位的一个转型。它在天下观和东西方之间，选择了东西方；在东西方的格局里，又选择了西方。正是以日本为例，中国亦步亦趋，终于走出天下观，走向东西方，而有了“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之类的说法。

　　但，东西方定位，往往错位，盖因世界是个球，正如西方人用地球驳斥天下观：地球是个圆，中心在哪一点？其实，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东西方，在地球上，东西方乃相对而言。

　　然而，地理上的相对性，并不妨碍西方人观念上的绝对性。例如，黑格尔老人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就说过，历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他说的东方是指中国，没有说日本。而历史的进程，犹如地球自转，从东方转向西方，也就是西方对东方的不断否定，以及由之而来的否定之否定。

　　日本居于中、美之间，东西方在文化和地理上的错位，亦使日本产生地缘政治和文化哲学的错觉。日俄战争，是日本入欧的投名状。可即便胜利，那也只是在地缘政治上入欧，文化上并未入欧，还在东方学的范畴。

无论天下观，还是东西方格局，都是中世纪遗产，世界未来，要走出东西方格局。

　　记者：您似乎一直从容不迫地游走在史料与史学、收藏与鉴赏之间，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能介绍一下心得经验吗？

　　李冬君：我曾经给《新京报》“周末阅读”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阅读是一种精神收藏》，其中有一段话：“收藏，对一些人来说是消遣，是把玩，也是投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奢侈，是无法企及的观望，这是‘泛物质主义’的圈定。如果我们能对生活分类，将物质的归物质，精神的归精神，收藏精神，也未必不是一件乐事，而且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人活着，最好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阅读。阅读可以让你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阅读可以让精神提携物质，并给予物质以某种人性的光芒；阅读是一种精神收藏，它可以让你的精神永远丰赡。”

　　记者：您是怎样进行学术阅读训练的？

　　李冬君：对于阅读来说，泛览与研读都是必须的。泛览是把一本厚书读薄，读前言后记，读目录，读想看的段落。研读是把一本薄书读厚，如《老子》五千言，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要加注许多研读的心得，百十来页的小册子，也许会读成几百页。但，没有研读的基本训练，是做不到泛览的。

　　如果对第一手资料的阅读像排雷的话，那么对相关研究的高手之阅读就像短兵相接，绝对不轻松。在漫长的思想博弈中，一字一砖，码砌成一个自我精神的理想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那是在建构自己的理论围城，而所谓“围城”，不过是为自己的研究确立边界。逻辑清晰是思想的操守，也是一种契约精神，是思想者、写作者与思想的对象、理论建构的对象以及读者之间订立的契约，权利与义务使思想自由而不越界。首先成为写作公民，才有资格成为“被读者”。